汪文风：“四五运动”与“天安门诗抄”

1976年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四五运动”，至今已过去整整50年了，但人们并没有忘记那波澜壮阔的反法西斯的伟大的群众运动。天安门广场的诗海怒潮点燃了人民反抗“四人帮”的火种，并很快燎原全国。虽然后来被残酷的镇压下去了，但它却进一步唤起了民众，为半年后的“四人帮”垮台奠定了思想基础，宣告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真理。

当时，人们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诗词贴满了天安门广场。虽然后来被多次查抄，但人们还是冒着各种危险将它们保存下来。年底，作者所在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以“童怀周”为名在民间印发了“天安门诗抄”，一时间“童怀周”之名响遍全国。

1966年文革爆发，十年文革中“四人帮”所作的的大量罪恶事实，擦亮了人们的眼睛。虽然大家闷在心中，敢怒不敢言，但群众心中蕴藏的愤怒，犹如一堆干柴，一丁点儿的火星就可以引发熊熊烈火。

1976年，已经完全不同于1966年了。十年斗争，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判断真善美与假恶丑了。

1976年1月8日，中国人民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经历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昼夜操劳，忍辱负重，为平毒焰，积劳成疾，仍辛勤工作，终于与世长辞了。

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亲眼得见、亲身体会到了周总理所一贯主张的搞好生产建设，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反映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周总理被江青反革命集团阴一句、阳一句批判的所谓“经验主义”、“经济主义”、“用生产压革命”，实际就是在为人民谋取利益。

周总理号召搞好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已经渗透到群众心里了。周总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及他在个人思想品质上、道德风范上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长期以来为人赞颂和敬仰。但江青一伙却处心积虑地要整倒整垮周总理。但是，周总理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却越来越高，越来越受广大群众的热爱。

周总理逝世，亿万人民痛哭失声。悲痛不已的群众，纷纷要求扩大瞻仰周总理遗容的范围，增强全国哀悼的气氛。盘踞在中央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却与群众尖锐对立。他们一方面咒骂沉痛悼念周总理的干部和群众是“哭丧妇”，是搞“四旧”，是“孝子贤孙”；另一方面，他们也预感到形势的不利。

他们不能够再骗人了，他们也骗不了人了。于是，他们就疯狂叫嚣。要警惕人民“用死人压活人”。江青等人不许群众自发地戴白花，戴黑纱，不许所谓“私设灵堂”，企图把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缩小到他们能够容忍的规模。但是，人民群众偏要戴白花，偏要戴黑纱。当时全国城乡白花点点，全国各地黑纱片片，有人的地方就有灵堂，山河大地同悼伟人。

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悼念周总理的同时，一个更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就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展开了。许多人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出来，立即又参加进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山人海的悼念活动中。

在周恩来总理灵柩移送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的当天，人们早在深夜一两点钟，就扶老携幼，自发地冒着凛冽的寒风，来为总理送行。从人民大会堂至八宝山几十里路的长街上，站满了几十万、上百万人的两道厚厚实实的人墙。人民群众翘首以待，为自己的好总理送行。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心情，其实此时已经明确地表达出来了。

我把清明节人民群众与“四人帮”大搏斗的消息，暗暗告诉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同志，并叮嘱他们暂时要不露声色，等到运动起来以后，就趁势制造舆论，制造声势。一股汹涌澎湃的狂潮，在人们心里躁动着。1976年3月，我们在学院内部以汉语教研室的名义，贴出了悼念周恩来总理和悼念陈毅元帅的两个白色大专栏，引起了全院的瞩目。

 

1976年4月5日，北京天安门运动被“四人帮”镇压下去了。7日，公布了颠倒是非的两项决议。殊不知，8日凌晨，第二外国语学院北食堂（教工食堂），就发现了反对“四人帮”的小字报，写的是：“毛主席万岁！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打倒江张姚三家村！”这张小字报充分反映了天安门运动的主要精神。其实后面还有一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但学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不知是害怕大家怀疑他们执行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呢，抑或担心大家把小字报及其作者认作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了，以后他们在其内部查对笔迹的大量工作中，也一直不敢公布这第四句话说的是什么。

当然，“文化大革命”扶起的当权派也不是十足的白痴和笨蛋，他们不好明说谁谁谁写了这张小字报，而是采取了内部搞笔迹鉴定，公开查核3月下旬至4月上旬谁去了天安门广场，在那里干了些什么，看到了些什么，以及追查学院内部和社会上存在的抨击“四人帮”的所谓“反革命政治谣言”等办法，来紧缩包围圈。

我所写的文章的原稿都被强行要去，退回来时，许多字的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以及各种偏旁字头，都用铅笔画了圈圈，是来不及将铅笔印迹擦去呢？抑或故意留下一个心理上的威胁，就不清楚了。我是搞过公安报道工作和检察工作的，既有一些技术知识，又懂得一些政策。我想，与其默默无声地吃个闷葫芦，不如公开摆出来让多心的人莫衷一是。

我就抓住这点，高举毛主席一再教导政法干部不准用特情侦查手段对待党员、干部的指示，直接找军、工宣传队和专案组理论。他们没有做过专门工作，情知公安专业知识和政策水平不如我，只能答复说“那是随意勾画的”，“谁敢对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搞笔迹鉴定、搞特情侦查呀”，弄得他们只能推卸赖账，尴尬不堪。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泄了气，输了理，降了格。

当然，他们在广播大喇叭上的威胁、恐吓、挤压、诱导，声嘶力竭地狂呼乱叫，每天几次搞半夜突袭，矛头针对的就是汉语教研室。他们的这些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在召开的有全院几百人参加的党员大会上，院工宣队长和革委会主任，以追查天安门广场活动和“反革命政治谣言”为名，声色俱厉地对我进行了当众追询和审查。

工宣队长（叫我的姓名要我站起来）：你说，你参加了天安门事件没有？！我答：我是4月3日那天，从那里路过，去看了一下。这些，在小组会上，不是每个人都说了吗？

工宣队长：我没有跟你谈每个人，我是问你。你在天安门，干了些什么？！我答：我……我看了看花圈，有许多花圈很大，有许多花圈做得很精致。我在想，如果靠我这个手艺，笨手笨脚的，一定做不出来。（全场一片哄笑）

工宣队长：（对大家）不准笑！不准笑！严肃的斗争嘛！（转对我，严厉地）我是问诗词，问诗词，反革命诗词！我答：这个嘛，人山人海的，挤得很，有一个人把我的腰都撞痛了。啊，诗词，我看见有的人在朗诵，有许多的人还在拍巴掌。我想，算了吧，不去看它了，听又听不大清楚，就回学院来了。（两位领导同志气得鼓鼓的，全场又大笑。）

工宣队长高声问：我问你，为什么你那个教研室，查反革命政治谣言不积极？我答：是那样吗？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很积极的。但是，有的是在公共汽车上听说的，有的是在大操场放电影时黑咕隆咚地听人说的，有的是在男厕所里听女厕所那边的女同志说的，有的是在女厕所里听男厕所那边的男同志说的。唉，我倒是在想，应该专门学习好追查的技术，追查起来……可能就好些了。（全场禁不住地再一次哄笑。）

院革委会主任：你说来也是学院里的一个中层干部嘛，师傅好好问你，你为什么老这么嬉皮笑脸地打哈哈呀！我答：他们要笑，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又没有笑嘞！（又是一片哄堂大笑。）

汉语教研室的同志参与了天安门的写诗、抄诗、藏诗的活动。诗词的少部分附件，作为抄录来的，按清理规定上交了，大部分原件藏进了蜂窝煤炉的夹层，用塑料纸包好埋进了花盆，卷进了棉线团，用棉线缠了数十百层，作为线团存放起来。至于“反革命政治谣言”，我们不仅听见过，还加过工。

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为了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派了两个人，一男一女。这一男一女说话和气，从不生气，从不赌气，但都是惯于打小报告的人物，他们善于探听到别人难以探听到的内容。他们到了汉语教研室，找了一个大家都认为是“快嘴”的同志，问她知道多少“政治谣言”。那位同志说：“我倒听过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想知道的，我不敢说。”

派去的人说：“你说吧，在这里说说可以不追究，不算在传播之列。”于是，她说了：“这是领导上要我说的，不是我自己说的啊！”经点头承诺之后，她说：“有人说毛主席骂其他中央首长，你是‘上海帮’，‘四人帮’，你不要搞了，为什么还搞呀！你只代表你，代表你自己，你不代表我。不过我没有相信，我怎么能够相信呢？”

“有一天，毛主席要许世友和王洪文，把自己的拿手的本事显一显给他看。许世友站在一堵墙根下，运足了气，平地身体竖着上升一尺许，几分钟悬浮空间，然后轻轻落下，面不改色心不跳。主席说，许世友表演过了，王洪文，你会什么呀？王洪文说，我会打猴拳。主席说，打猴拳也好嘛，你打一套来看看。王洪文就猴子舞爪地打了一套。主席鄙夷地笑了，说：我看哪，还是许世友是真功夫。你不行。”

她紧接着表白道，“不过我不相信，主席日理万机，你说哪会有工夫看王洪文打猴拳呀！”“这可是领导非要我讲的，不是我在腐蚀领导啊！要不是这样，机关枪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讲。”

这位“快嘴”的女同志后来将这件事说给我们听，我们都哈哈大笑。

当时的事实说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康生等人，与广大人民群众完全处于对立的状态。他们睁开眼睛是瞎子，张开嘴巴是疯子，竖起耳朵是聋子。他们看不见，听不到人民的声音，他们说的话也没人听。他们虽然还在滥发淫威，但他们的日子长不了。

有一天，教研室的一个同志来找我谈他的政治观点。对这个同志，我们本来没有把吴江、乔文祥来和我串联在清明节要与“四人帮”进行大搏斗的情况透露给他。但他强烈反对江青等人，因此才来找我。他谈到天安门运动中，他写过一首《请示》的诗：“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诗的政治倾向是鲜明的，遣词造句也简洁。

他说，他准备被捕，坐牢，枪决，说如果发生那样的事，要我们照顾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态度十分诚恳。我俩沿着学院的办公大楼转悠，又在大操场走了一个大圈还不忍分开。

“四人帮”的穷凶极恶，逼得我这个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地下工作人员，重操了在重庆进行斗争的手段。我告诉对方，以上对我说的话，到此为止。只要没有人揭发检举，查笔迹的技术鉴定，是搞不出什么东西来的。因为笔迹不像指纹，在技术上就不能单纯据此认定。即使因此被抓了，只要矢口否认，抵死不认账，对方也难以定性定案。关键是善于隐蔽自己，额头上又没有刻字，怎么可能就找到你的头上来？

这个同志的妻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在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后，我专门骑车进城，到广播电台宿舍找他。遍寻不着，只能向他的邻居打听，人家说，已经好几天不见他家的人了。我更着急，担心他出了事，心急火燎地满处找。最后，总算在复兴门修建中的立交桥下，发现这位同志和他的小女儿，在一块塑料布搭的篷子里休息，才放了心。

这个时期，“四人帮”还在抓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学院提出大震大批判，小震也批判，不震更批判。但这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工、军宣传队和院革委会的新贵们，把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而飞黄腾达的命，看得比我们更有价值，生怕房子被震塌下来，把他们好不容易短期增值的性命给葬送了。因此，他们既要搞批判，还要防地震。

要搭地震棚子，开始时又没有材料，我们就建议拆掉批判专栏。这一建议，居然获得造反派领导们的同意，人人动员，个个动手，把原来那些用高级木料、崭新席子搭起来的大批判专栏，拆了个鸡零狗碎。为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势就大大减弱了，对那张反“四人帮”小字报的追查，相对地也放松了。

但是，他们还要组织会议，还要批“三项指示为纲”，批三个文件。当时的领导专门点名让汉语教研室的领导和教师发言。他们这样做，也是要看看我们的态度究竟如何。我们经过研究，觉得完全拒绝批判不行，要批。于是，有的同志说，听人说邓小平家包包子，买了两斤猪肉馅，我们家包包子才买一斤肉馅。这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什么呢！工、军宣传队的一位领导说，他们家人口多，买两斤肉馅包包子，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另一个同志马上插话说，那可不是这样，我们食堂卖的包子，咬两口还见不到肉馅，这怎么不算什么呢！弄得那位领导眨眨眼睛，只能留下苦涩的笑。

有的同志说，我要为我们妇女同胞说几句话，你看，方海珍、江水英、李铁梅、阿庆嫂、柯湘、白茹、李奶奶、阿妈妮，都是我们妇女中的佼佼者，谁否定革命样板戏，谁就是否定我们妇女，这能够容忍吗？一位院领导说，也不能单说是对妇女怎样怎样。我们另一个同志又插话道，马克思说过，所有妇女的彻底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怎么能够不把妇女的英雄放到主要地位上呢！那位领导也无可奈何。

院工、军宣传队和院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对汉语教研室的同志下了一个结论。这些咬文嚼字的知识分子呀，看问题抓不住重点，就知道旁敲侧击，打哈哈，政治思想水平总是提不高。逐渐地，也就对我们失掉了兴趣，丧失信心了。以后，召开全院性的、部门性的批判大会，他们也就不组织我们发言了。

1976年10月上旬的一天，写《请示》那首诗的同志从城里来到学院，悄悄告诉我们两三个人，广播电台被接管了，负责接管的主要领导人是耿飚同志。这可是杨、罗、耿（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啊。听他讲了这个情况后，我们感到整个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

我无法平静下来，赶忙向宣传部的陈明灿借了一辆自行车，蹬车进城，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光明日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有老同志、老朋友在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公安部到处打听，终于得到了确实消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全部被逮起来了。

我买了卤猪头肉、二锅头、鞭炮，邀约了几个互相信得过的同志，晚上在我家喝酒放鞭炮，以示庆贺。这时，学院军、工宣传队和院、系、大组两级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还蒙在鼓里。第二天，院革委会的主任碰到我，问我昨晚为什么闹腾。我只笑笑，未作回答。

正式一级一级往下传达逮捕了“四人帮”，大概是在10月10日。这以后，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对我们客气多了，生怕我们“闹腾”。但是他们手里又握了两张王牌，一是两个“凡是”，一是“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仍然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逼近了，我们只有冒险一搏了。于是，我们把隐藏的天安门诗词挖掘出来，找一个印刷厂钢板字刻得好的同志，油印了近二百份“天安门诗抄”。出版诗抄，要有一个名义。“四人帮”已经粉碎了，我们明人不做暗事。起初，大家说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名义，正式打出招牌来。

后来，考虑到教研室有两三个同志，与主持搞这件工作的同志，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而是由于个人之间的芥蒂，总是合不来。于是，我们采取了出榜招兵，签名参加的办法，完全自愿。签名参加者有16人。新来的一个同志，虽未签名，也积极参加了选诗词、编辑、核对，参与鉴定是不是在天安门广场贴出和经历了战斗的硝烟的诗词，他们也参加了校对、印刷等工作，工作中也很积极。已签名的，我们商议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起初说叫“佟怀周”，后来又考虑到“佟”字不通俗，干脆叫“童怀周”，这是共同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意思。

1977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周年纪念，我们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名义油印的“天安门诗抄”，贴上了天安门广场。由于周总理在国际国内的崇高威望，由于天安门事件从悲天恸地到血腥镇压，我们的诗抄一贴出，就轰动了北京，轰动了全国，轰动了海外。

每天，我们都要接待来自第二外国语学院川流不息的来访者。来访者都要求铅印出版，让更多的人共享天安门的战斗氛围和美好词章。但是，我们对于那种要求扩大“童怀周”的组织，把它推到全社会，以及建议“童怀周”选出几个领导人的意见，却开会予以否决了。

我们开始筹备出版天安门诗抄的铅印本。由于受到两个“凡是”和“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压力，原来答应给我们帮助的单位纷纷退缩了，这样，不得不由我们自己来印刷出版。按照第二外国语学院原来的规定，系和公共课程教研室主任，是有权批准印刷教材和阅读参考材料的，于是，我就将“天安门诗抄”作为“汉语阅读参考教材”字发排。

但印刷厂的领导，既支持我们这项工作，又胆小怕事，说：这明明是天安门诗词嘛。我们只得找到一贯支持我们反对“四人帮”的原副院长翟良超同志和教改组的一位副组长李越然加签了字。排版是没有问题了，要铅印，哪来那么多纸张呢？

我们还有一位被赶下台的副院长彭平同志，过去在延安就有组织这类工作的经验，他各方面人事关系也熟悉，我们找到他，立即从北京市二轻局搞到第一批纸；又通过被二外挤走的另一位副院长唐恺，经中央宣传组的王揖同志，从《人民日报》搞到第二批纸。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上下下和院外许多单位、许多同志的热情支持。一谈到是编印“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天安门诗词，被我们求到的同志无不大力协助。

铅印的“天安门诗抄”，以汉语阅读参考教材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编辑的名义出版了、发行了。汉语教研室变成了全国各地、各单位派人来购书和议事的场所。中央电视台专门为我们“童怀周”小组拍了《敢傲严寒绽春蕾》的电视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我们拍了新闻片。日本各通讯社、各大报社的记者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作家，都对我们进行了访问。

我们在接待外国记者时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功绩是不能够抹杀的”。他们也如实地进行了文字和图片报道。韩先楚同志派来的同志开玩笑说：韩司令员说了，“如果你们因为编辑出版诗抄还受到什么威胁，他可以派两辆坦克车来摆在你们教研室的门口，对你们进行保卫”。宋庆龄副主席也来信对我们表示感谢。

一天晚上，我背着一大袋“天安门诗抄”，闯进了我工作过的公安部大院，到办公厅负责同志陆石的家里。我说：“我给你送书来了。你要抓人，我就在这里。”他问：“什么书哟？”我说：“‘天安门诗抄’。”他一下子紧紧地抱住我，说：“我的好同志啊！”以后，我们每次出书、出画册，都通过陆石同志，送给罗瑞卿同志一份，席国光同志一份，凌云同志一份。

罗瑞卿同志问到我的情况，听了陆石同志的介绍，然后说：“好嘛，闹天安门事件的，有我的干部；抓天安门事件的，也有我的干部。”“这些青年同志，冒了那么大的风险，不容易呀！”在一次彭真同志主持召开的会议上，有人向凌云同志介绍到我，他一面点头，一面笑着说：“神交已久！神交已久！”胡耀邦同志在一些报告中，多次谈到天安门诗抄，谈到“童怀周”小组。

在那段时间，我们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的名义，先后编辑、出版了《天安门诗抄》，《天安门诗文选》正、续编，《天安门诗词一百首》，《天安门诗词三百首》，《“四五”运动纪实》，《天安门运动画册》等；这些书，在华国锋同志题写了书名并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前，即在海内外已经发行了200万册以上。

 

【作者简介】汪文风（1929年8月—2015年12月30日），1946年毕业于重庆社会大学新闻系。1949年后历任《新华日报》记者、编辑、《光明日报》记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1976年参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并参与编辑、印刷《天安门诗抄》，是“童怀周”小组主要成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中央纪委委员，任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1992年离休。2004年出版《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来源；好人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