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从“黄猫黑猫”到“白猫黑猫”——“猫论”的政治蕴意

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上海一家媒体想做一组纪念选题，约朋友聊天。我提过一个想法：纪念改革开放，固然可以从文件、理论和大人物说起，但若从民间经验入手，也许更有味道。譬如，关于邓小平理论可以用几句最通俗的话来概括：“摸”论、“猫”论、“不争论”。

所谓“摸论”，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所谓“猫论”，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谓“不争论”，不必多作解释。这三句话，彼此是通着的：“摸论”是探索，“猫论”是实干，“不争论”则是先把事做起来，少在那些一时争不出结果的问题上——如姓资姓社上——空耗工夫。说到底，都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

在这次纪念活动中，我记得北京有一家大媒体，也用“摸论”、“猫论”的大标题，通俗地概括邓小平理论，是不是还提到“不争论”我不记得了。可见，在民间层面，大家对邓的理论，有相同的理解。

不过，细想起来，最耐琢磨的，还是“猫论”。这话原是民间俗语，带着烟火气，本来与宏大政治相距甚远；可一旦进入政治场域，它就不再只是俗语，而会立刻长出锋芒，变成立场、路线，乃至权力博弈的一部分。

1962年，邓小平把它说进了政治

“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脱胎于民间谚语“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人说，这话出自四川；其实未必。在山东我老家，小时候也听过类似说法；安徽农民搞包产到户时，也常拿这句话给自己壮胆。

这并不奇怪。农耕年月里，人和老鼠争粮，是寻常事。要不然，鼠也不会被列为与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十二生肖之中。猫好不好，不在毛色，而在能不能抓鼠。老百姓讲这话，不过是一个朴素道理：别看样子，看本事；别问名目，看结果。

所以，这句话到底是哪一地的谚语，考据起来意义不大。真正值得追问的是：是谁，在何时把这句俗语带进政治场合；是谁，又改变了猫的颜色。

目前的材料看，的确是邓小平；而把“黄猫”改为“白猫”，变成“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引申为政治语言，则是毛泽东。

邓小平第一次讲这句谚语，是1962年7月2日。《邓小平年谱》“1962年7月2日”条云：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讨论如何恢复农业时说：恢复农业，群众相当多的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现在所有的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因为相当普遍。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要肯定，形式要多样。公社、大队为基础都可以，不要轻易否定一种。但现在大队是少数，小队也发生了问题，不如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也有好的。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陈云同志也赞成多种多样，他提出分田单干允不允许？是否就是不好的？会上在彭真发言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应转为积极方面时说：我倾向这样。

看来，书记处会议同意，“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可以分田单干。

7月7日，邓小平在邓小平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上，又讲过一次。这天，邓小平等书记处的人接见出席会议的代表时，在讲到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好转时说，这主要是决定于农业的恢复。要恢复农业， “现在看来主要还是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看来，生产关系究竟是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些都是初步意见，都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经常讲的一个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打仗一样，我们之所以打胜蒋介石，就是不讲规矩，不按路子打，就打胜了。”“当然我们全党应当有一个统一的主意，应该有一个主见，如说，尽量保持以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说服群众和干部，这也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包产到户，或叫做分田到户，要他们合法化”。

这意思其实很清楚：在农业恢复这个关口上，不宜先从名目上判断，而应先从能否较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来判断。若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有效，就不应一口否定。

可见，“猫论”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当时调整农业政策思路的一种集中表达。

毛泽东听出来的，不是俗话，而是方向

若离开背景，便很难明白这句俗话何以如此敏感。

那几年，中国农村不是在从容讨论，而是在艰难求生。人民公社化之后，再叠加“大跃进”的浮夸和瞎指挥，1959年至1961年，全国陷入严重经济困难。许多地方，尤其是人民公社推得最猛的地方，灾情也最重。于是，从1961年起，不少重灾区农民开始自发“回头”，搞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地方干部明知这在当时名义上并不“合法”，却也明白一个更硬的道理：人总得先活下来。

邓小平两次讲“黄猫黑猫”，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为地方试探和农民自救留一点空间。

但是，毛泽东不这么看。在他那里，农业问题首先不是经营形式问题，而是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是集体经济能否巩固的问题。若这一条松了，便不只是一个经济办法的问题了。

胡耀邦后来回忆此事，有一段很生动的材料：

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间，我们召开三中【届】七中全会。七月七日上午，邓在怀仁堂召集我们去讲话（会上还有中央书记处一些书记出席）。当讲到农叶【业】问题时，邓说过，现在农叶【业】要采取各种办法解决。并且说，不管黄猫黑猫，抓得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意思就是采用单干办法也行。这个话被主席知道了，下午，主席即召开了一个常委会，严厉批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一定要坚持集体道路。

当天晚上，邓到处找我打电话，直到八点钟，才在体育馆找到我（那天是星期六，有球赛，我在看球），把主席的意思说了，并要我把他的这段话改过来。七月九号，邓又要秘书通知我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又把主席七月七日的话详细重说了一遍，要我再在七中全会上再说一次，并且把他原先的话改过来。我回来后照办了。后来印的邓的讲话，把原先讲的全改过来了，是经我的手最后审定的。现在，团的文件汇编上登的我在七月九日的总结的两段话就是那天新到的。但究竟那【哪】些话是主席的，那【哪】些是邓的，是否还把主席的话故意遗漏了，我就不得而知。邓原来的是讲单干的话，也是经我遵照他的意思改过来了。

这段材料很有意味。上午说出，下午被批，晚上找人补救，一句俗话就这样迅速被拉回政治轨道。

毛介意的，当然不只是猫，而是这句话背后的逻辑：如果只问能不能“抓住老鼠”，而不先问是什么“猫”，那么政治边界放在哪里？

耀邦所说的“常委会”，在毛“年谱”中没有记载，但从他一气呵成的叙述看，应该相信，毛在7月7日下午找邓谈过，是不是常委会不好说；要不然，邓也不会那样火急火燎地到处找他。

7月9日晚上，耀邦在团中央全会上作总结发言。他特意说：“今天下午总书记叫我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叫我和同志们说一下。前天晚上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今天下午又讲了一下。因此，请你们在传达总书记报告的时候，务必把下面两段话加进去。”

一段是：“他说，农业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是要树立集体经济的优势，来吸引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另一段是：“他说，主席最近走了几个省，作了一些调查。主席说：凡属是对巩固集体经济做了工作的地方，都很有成绩。工作做得不好或者不够好的地方，就有一股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单干风。主席举了他家乡的例子，韶山乡的一个队，这个队有十五户，有四户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两户是坚决要单干的，其他户都是动摇的。这就是 说，大部分户处于中间状态，因此要把动摇者说服过来。摆 道理是一种说服，把集体经济办好，这是一种更实际的说服。”

经过这番修补，又修改了讲话记录，用以掩盖“黄猫黑猫”论。不过，毛是记住了。而耀邦还继续为邓打掩护。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北戴河中央中央工作会议，通过 《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会议期间，耀邦用两天时间向毛和中央写了一份以个人署名的《关于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情况的报告》，于8月2日送出。报告中说：“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生产问题，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和后来转达主席的指示中都做了明确的论述，但是我们没有来得及展开较充分的讨论。我们感到主席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及时地提出这个问题，意义至为重大。”又说：“小平同志的讲话，不但到会同志很满意,据我们这两天和各省市团委同志电话联系，许多党的省市委也很重视，认为应当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

但是，“黄猫黑猫”在政治上的账，并没有真正过去。不管耀邦如何打掩护，邓讲话范围毕竟有点大，在后来的十年运动中，这一问题还是被揭出来了。

“黄猫”到“白猫”，一字之改，意味全变

“文革”中，“猫”论又被翻了出来，“黄猫黑猫”论成为批判邓小平的材料之一。而真正使这句话家喻户晓的，是1976年。那年3月，“四号文件”传达毛的“重要指示”，其中说：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

请注意，这里已不是“黄猫黑猫”，而成了“白猫黑猫”。

这不是误记。毛 远 新后来回忆说：

1976年四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的原话是“黄猫”。

这一字之改，不是小事。

“黄”和“黑”，只是自然颜色；“白”和“黑”，却天然带有政治辨别的意味。中国政治语言里，有“黑白不分”、“黑白分明”、“颠倒黑白”、“黑白混淆”。毛泽东把“黄猫”改成“白猫”，等于把一句经验主义的俗语，推入了政治斗争的词场。

从此，“猫论”不再只是一句民间俗话，而成了一顶政治帽子。

龚育之说“猫论”

历史的吊诡在于，曾经作为批判邓小平的材料，在改革开放后，反而成了理解邓小平思想最通俗的钥匙。

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有一篇文章《思想解放的新起点》（《文汇报》19880602），专门论述“猫论”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他说：

生产力标准，用形象的说法，就是“猫论”，就是“抓耗子”标准。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这个办法、那个办法，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就是好办法。“猫论”是小平同志在六十年代初调整经济的时候讲的。为这个“猫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小平同志受了很多批评，似乎不讲猫毛的颜色就是不要社会主义。其实小平同志讲“猫论”的时候是很具体的，就是讲在农村是搞承包好呢，还是搞大呼隆好。他认为不管哪个办法，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就是好办法。本来是解决社会主义农业经营管理采取哪种具体形式的问题，根本不涉及选择社会主义还是选择资本主义的问题。

他指出：

尽管资本主义那只老猫现在还在抓耗子，它抓耗子的能力没有象我们原来估计的那样衰落得快；社会主义这只新生的猫，抓耗子的能力也没有我们原来估计的那样增长得快。但是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讲，社会主义的猫终将证明比资本主义的猫更会抓耗子。

他的结论是：

所以，不仅在讨论社会主义体制中各种具体办法的优劣的时候，要讲“猫论”，讲生产力标准，而且从历史的长过程来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优谁劣，也要讲“猫论”，靠生产力最终的发展来检验。当然现实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有许多具体的历史条件，不能简单地论断。但是作为一个最终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来讲，终归要靠生产力发展来证明优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要勇敢地面对现实，坚持“猫论”，坚持生产力标准。

由此，“猫论”，从理论层面变成“常识”。

一句乡间俗语，卷入高层政治，只改了一个字，便照出了一个时代的心思和气候。我要说的是，政治再高，也不能离开人间烟火；路线再正，也终究要接受现实检验。颜色固然要辨，老鼠也总得抓。若只争颜色，不问能否抓鼠，那就难免舍本逐末了。

来源：王笑轩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