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 金冲及：毛泽东和中苏论战（下）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开会议，确定书记处的分工，写文章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事由康生负责，书记处各同志转到抓工业。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共九篇，通称“九评”。

“九评”的第一篇（《一评》），九月六日发表，题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文章把中苏两党自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矛盾和分歧，及其发展、升级和扩大的过程，公之于众。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并且指出，目前国际共运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起和扩大起来的。

在《一评》发表的时候，《二评》已在起草修改中。毛泽东对《二评》修改了三次。

第一次是对九月二日稿的修改，把原先的标题“为什么甘当斯大林的敌人”改为“关于斯大林问题”。在文章开头加写了一段话，这段话后经修改，形成最后的文字是：“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在九月二日稿谈到斯大林的错误和对他一生的评价的地方，毛泽东也加写了一段话：“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抵制斯大林对中国的某些错误的影响的时候，九月二日稿写道：“早在三十多年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毛泽东对这句话作了重要修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写上了刘少奇的名字，把刘少奇同毛泽东并列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代表。毛泽东修改后的文字是：“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

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毛泽东补充了一个重要内容：“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26〕

九月六日，康生和吴冷西送上了修改后的九月五日稿。毛泽东作第二次修改，主要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虽然犯过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如卢森堡、倍倍尔等人采取的态度时，增写了两句话：“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27〕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对《二评》作最后一次修改。在讲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的否定之处，加写了一段话：“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28〕

九月十三日，《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发表，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对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作了揭露和批驳。

此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工作会议（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主要讨论一九六四年经济计划、农村社教和农村工作、关于工业发展的决议、国际问题。在二十七日大会上，毛泽东着重讲了国际形势问题。

几天前，九月二十一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法新社评论说，这个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一个新阶段”。九月二十五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给中央发来一个对苏联政府声明的分析报告。

毛泽东先让杨尚昆当场念了这个报告。报告认为，苏联政府的声明，除了答复我九月一日的声明外，还企图回答我最近对它的揭露。对我公布内部文件非常害怕，流露了其立场虚弱、怕我党揭底的心情。报告还认为，苏联领导人近来比较集中地攻击我制造分裂，是在为全面分裂做准备。目前，苏联方面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一种要求“停火”、“谈判”的舆论，企图阻止我新的反修攻势，并想“找借口嫁祸于我”。

念完后，毛泽东说：“大使馆他们在前线，这个分析很近乎事实。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问题。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战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谈到目前对苏共的方针，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确定的。去年在这个地方少奇同志讲了一篇话，今年小平同志讲了一篇，刚才总理又讲了一篇。还是这个方针，叫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去做。每一篇文章总是留有余地。现在苏联也学我们，它也是留有余地。凡是气势汹汹的，你不要看它气势汹汹，其中有问题，外强中干。它不敢发表我们的东西。只看这一条，就知道它怕。究竟我们怕修正主义厉害些，还是修正主义怕我们厉害些？我看，它怕我们怕得厉害些。它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讲的，一怕帝国主义，二怕‘教条主义’（就是我们），三怕人民、老百姓。”〔29〕

九月二十六日，《三评》发表，题目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文章把中苏两党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分歧摆了出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看法。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分析，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勾画了当时所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和标志。这些认识，对于当时毛泽东对国内社会情况和党内状况的观察影响很大，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断，朝着“左”的方面进一步发展了。

1963年11月毛泽东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的修改

《三评》发表后，国庆节临近，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团纷纷来华参加庆祝活动。中共中央决定，在这期间，暂时不再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直到十月二十二日，才发表了《四评》，题目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这篇文章，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在对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上的政策。文章重申，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当代两大革命潮流。亚非拉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这是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毛泽东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在会见外国客人，特别是众多的亚非拉国家的外国客人时，总是讲这个观点。

《四评》认为，苏共领导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实行的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代替民族解放运动；主张由苏、美两国合作援助落后国家；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文章对苏共领导散布的所谓“黄祸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十一月十九日，《五评》发表，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毛泽东审阅这篇文章时，加写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对真理标准问题所作的完备表述，现在已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个经典的概括。

《五评》共六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历史的教训”里，回顾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论点，以及列宁对这些论点的揭露，指出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第二部分“最大的骗局”，揭露了赫鲁晓夫对于美国所抱的种种幻想，指出美国是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以及他们推行“和平战略”的企图；第三部分“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详细阐明了毛泽东关于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同时又强调要消灭战争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的观点；第四部分“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关于“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的种种论点；第五部分“是斗争还是投降”，阐明了毛泽东关于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指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第六部分“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是对全文的总结，试图说明中苏两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是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线同适应美国“全球战略”、助长战争危险的路线的对立。

十二月三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杨尚昆和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致毛泽东的信。这封信所署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九日。

这一天下午，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在举行闭幕会议，毛泽东让邓小平在人大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

苏共中央在来信中，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表示希望改善中苏两国关系，包括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提供成套设备，可以派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两国能够互助合作，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还表示：“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

对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如何答复？要不要继续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他说：考虑到我们对他们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四十几个兄弟党发表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关于贸易问题，关于五年计划问题，无非是想做生意，现在也没有完全断绝贸易往来，无非想增加一些。关于边界问题，可能他们也想谈一谈，摸摸我们的底。至于专家问题，那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现在又想派人来，我们并不是傻子。毛泽东还谈到，下一篇讲和平共处问题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的和平共处是搞和平演变。〔30〕

十二月十二日，《六评》发表，题目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文章概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把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五条，强调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强调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不是和平共处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强调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不能和平共处。文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丰富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新获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以及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区别对待。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一九五四年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文章逐条批驳了苏共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

接着，起草《七评》，题目是《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毛泽东说过：《七评》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十八次，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31〕据吴冷西回忆：“这篇文章原定是讲兄弟党关系的，多次改变题目，改变结构，写得比较吃力。”〔32〕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发表。文章从总结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特别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历史教训中破题，提出三个论点：第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里来，不可避免地产生机会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裂活动，马列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第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列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第三，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文章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运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文章揭露了苏共强加于人的老子党作风和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兄弟国家利益之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并驳斥了加给中共的种种罪名，如所谓“反苏”、“争夺领导权”、“抗拒多数的意志”、“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等等。文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国际共运团结的主张。

《七评》发表前，毛泽东在审定一月二十八日稿时，有两处增补。一处是在“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了“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另一处是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加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33〕前者代表了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变化的观察和中苏论战得出的一个认识。他同样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国内的问题，从而由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后者表达了他对这场论战的自信和将这场论战进行到底的决心。

在《七评》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考虑答复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苏共中央来信的问题。

中共中央的复信，签署的日期是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送出的日期是三月一日。复信共分五个部分：第一，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第二，关于援助问题；第三，关于苏联专家问题；第四，关于中苏贸易问题；第五，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答复措词严厉，实际上是正在进行的论战的组成部分。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中苏两党关系的范围，特别是已经涉及日益敏感的中苏边界问题。迹象表明，中苏论战远远超出了党与党的关系，已全面影响到了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

复信的最后，对停止公开论战提出了四点建议：（一）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二）在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十五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两党会谈；（四）在中苏两党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等十七国〔34〕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会议，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做进一步的准备。

三月七日，苏共中央又复信中共中央，对二月二十九日的信提出的各点逐条批驳，并指责中共“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复信同意在北京举行两党会谈，但要求把会谈的时间从十月提前到五月；同意举行有部分兄弟党参加的筹备会议，并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间召开，但不赞成中共提出的十七国名单，坚持要由参加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的所有二十六国〔35〕兄弟党组成筹备会议；同意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召开的时间为一九六四年秋。

这时，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来到北京，希望对迅速恶化的中苏关系做一些调解工作。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做了解释工作。

三月三十一日，《八评》发表，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八评》的开头一段话，是毛泽东加写的，说明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36〕

文章起草班子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八评》末尾一段增加以下的一些话：“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37〕

文章从苏共二十大讲起，由此联系到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联系到列宁对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批判，联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共运内部主张“和平过渡”的一些代表人物，着重批驳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的观点。文章重申了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阐述从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这篇文章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言词也愈加尖锐。

四月三日，苏联方面公开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在全会上的反华报告，《真理报》还配发了一篇反华社论。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决议声称：“苏共中央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运动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根本利益，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38〕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是苏共采取的一个使论战升级的重要步骤。按照预先商定的方针，决心一面继续写《九评》给予还击；一面采取拖的办法，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的时间，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以毛泽东等的名义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发贺电。

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四月十三日下午，他召集邓小平、康生、吴冷西开会，讨论贺电稿的修改等问题。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谈了四点意见。第一是关于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贺电。贺电不必多谈分歧和争论。要点出一个意思，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的。第二是关于准备发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第三是关于推迟发表对苏共中央三月七日来信的复信问题。少奇同志建议推迟发表复信，这个建议好，因为情况变化了，要改写后才能发。到时候，可以把从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来信一直到我们这次给他们的复信，这中间双方来往信件，全部公开发表。第四是关于继续写评论苏共公开信的文章问题。《九评》、《十评》要抓紧，今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39〕

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署名的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贺电。毛泽东特地嘱咐，贺电发出以后，一段时间内不要发表反修文章，以示和解。

十天以后，四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决议和苏斯洛夫的反华报告，以及《真理报》在发表这些文件时配发的反华社论，并加写了按语，申明：“苏共领导公布的这批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以及在此以前和以后公布的一切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我们都要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答复完毕以后，依次给予回答。”〔40〕这是在论战中“立此存照，将来再议”的通常做法。

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还全文发表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其他六封来往信件。

五月七日的复信，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一是关于停止论战问题，复信表示：在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以前，不可能放弃公开答辩的权利。二是关于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兄弟党代表筹备会和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复信表示：从现在的情况看，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上半年（如五月）较为适宜。至于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要看两党会谈的结果而定。三是关于反对单方面召开国际会议，复信表示：如果苏共中央急急忙忙地要开一个这样的会议，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

这封复信的要点，是在预见到有分裂危险的情况下，采取了拖的策略，力图避免苏共把分裂的责任嫁祸于人。其中，第二、第三点是关键。这两点都是毛泽东修改定稿时加上的。复信指出：“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41〕毛泽东在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批语中写道：“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42〕后来这个会真的没有开成。

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制定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二是讨论农村“四清”运动。前者是要防范突然发生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后者是要防止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各级领导权。这些都是毛泽东心目中头等重要的大事。

会议期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北京近郊昌平县的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会议室召开一次会议，发表了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他说：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43〕

经过近一年的中苏公开论战，随着国内“四清”、“五反”运动的进行，毛泽东愈来愈担心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为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他把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作为防修的一项战略措施提上日程。上述讲话的五条主要内容，不久被写进《九评》。

七月十四日，《九评》发表，题目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时，同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发表，正好相隔一年。这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评论文章的最后一篇，也是九篇评论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原先还准备写《十评》，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十评》没有发表。

《九评》是全面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驳斥“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所以原先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破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全篇立论的基础，源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文章分析了苏联的社会状况，认为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

文章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主要是回答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样才能防止和平演变。文章把近年来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反修防修的理论和政策加以系统整理，概括成为十五条内容。这十五条，包括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些正确的思考，如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关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人民军队必须永远置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等等。但是，这十五条也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迅速发展着的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思想系统化了。

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九评》修改稿时曾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44〕所以，《九评》将毛泽东六月十六日讲话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应具备的条件全文发表，并强调指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战略意义：“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九评》关于国际共运历史经验教训的论述，是针对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一些突出论点，同时直接引申到中国国内的反修防修问题上。

由于对国内形势过分严重的错误估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九评》把中苏论战中得出的一些结论运用到对国内政治生活状况的观察。而毛泽东所说的修正主义，其含义往往是含糊不清的。他将修正主义这个概念不断扩展，把许多不是修正主义的东西也叫做修正主义，甚至把一些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也当做修正主义来批判。这样，又进一步加速和加深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左”的理论和政策的发展。

还在《九评》发表以前，苏共中央曾于六月十五日给中共中央一封来信。这封信是对中共中央五月七日信的答复。信中认为中共中央放弃了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并申明他们要尽快召开由二十六国组成的筹备会议，“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信中虽然说了“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但实际上已把两党会谈同召开国际会议脱钩了。

中共中央是六月二十日收到这封信的，毛泽东提出对此信暂不理睬，先发表《九评》再说。

七月十五日，也就是《九评》发表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才腾出手来修改复信稿。

苏共中央在来信中坚持认为，“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殊的责任”。复信稿对此作了批驳，毛泽东认为分量还不够，提出：“还要多讲几句，以剥夺他的什么召集权。”“另外要写一段自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十多年没有国际会议，而各国革命却胜利了，各国共产党却发展了。”

毛泽东针对苏共坚持要把二十大和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写进兄弟党国际会议文件的做法，在复信稿中加写了一连串的质问：“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在复信的最后部分，毛泽东加写了几段话，劝告苏共领导人不要召开分裂性质的兄弟党国际会议。〔45〕

这个复信，可以看做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九篇评论文章的继续，借着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这个话题，着重批驳苏共领导人惯于对兄弟党发号施令、指手画脚的老子党作风，揭穿赫鲁晓夫等人以兄弟党国际会议作为“指挥棒”，让兄弟党服从于自己，把自己党的纲领强加于人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但是，综观整个论战前后的情况，毋庸讳言，在激烈的争辩中，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某种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以自己的观点划线、把自己的某些观点强加于人的倾向。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这个复信。三十一日，这封复信连同苏共中央六月十五日的来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以后，围绕着召开兄弟党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的问题，继续展开你来我往的“信件战”。

七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再次致信中共中央，说他们已经把前一封信发给所有的兄弟党，“绝大多数兄弟党都表示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来克服我们队伍中产生的困难”，“而且许多党都坚持这种会议的召开不能长期拖延”。信中还说：苏共中央已经邀请二十六国（包括中国在内）兄弟党的代表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到达莫斯科参加筹备会议，“即使二十六个共产党中任何一个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

这封信表明，赫鲁晓夫已下决心，不论中共同意与否，都要召开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这一情况，毛泽东预先是估计到了。在接到苏共中央的来信后，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研究，决定不参加苏共中央召集的二十六国筹备会议。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复信中把这个决定正式通知了苏共中央。

北京时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消息传来，似乎为陷入僵局的中苏两党关系带来了一线转机。

也在这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两件事巧合地遇在一起，整个北京、整个中国处在一片欢腾之中。

当时，毛泽东对这两件事用两句话来描述：“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前一句是指赫鲁晓夫下台，后一句是指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这是他在十月十九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的。当时还议论到是否能争取到十年和平时间。毛泽东说：“有可能。再有十年，原子弹、氢弹、导弹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将来我们要把原子弹试验转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气！”〔46〕

十月十四日夜，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上述决定通知中共中央。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发出贺电。毛泽东在住处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局势，商量对策，决定借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机会，派周恩来率领高规格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访问。

十一月五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在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会谈中，周恩来透露了来意：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会使苏联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一些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

在十一月七日苏联政府举行的国宴上，发生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他对中方人员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47〕经过中方的强烈抗议，苏联方面把这一事件解释成酒后失言。周恩来说这是酒后吐真言。

在周恩来等同苏联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的会谈中，苏方表示：过去苏共是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中央分歧的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他们坚持说，苏共中央七月三十日信中关于十二月十五日召开二十六国筹备会议一事仍然有效。在十二日最后一次会谈中，他们还表示：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48〕这就紧紧地封闭了调整中苏两党关系的大门。

十一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大论战画上了句号。

随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一九六六年三月以后，苏联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逐步陈兵百万，使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也在加剧，直至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在乌苏里江珍宝岛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这些严重的情况，早已远远超出了两党关系和意识形态分歧的领域。教训极为深刻。

往事如斯。二十多年以后，在中苏恢复正常关系的时候，邓小平回首往事，曾经对中苏论战作过这样的评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同时他还谈道：“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49〕

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就是指苏联实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无比的勇气，敢于顶住苏联的种种压力，没有跟着赫鲁晓夫等人的指挥棒转，保持了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自主的地位。历史证明，这对于中国的安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张国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线情况时毛泽东的插话记录，1963年2月19日。

〔2〕这里所说的“实际控制线”，是指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边界全线的实际控制线。

〔3〕毛泽东在《参考资料》第5406期上的批语，手稿，1962年11月19日。

〔4〕见1962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5〕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12月14日。

〔6〕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12月4日。

〔7〕指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8〕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12月29日。

〔9〕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12月30日。

〔10〕毛泽东同袴田里见等谈话记录，1963年1月6日。

〔11〕郭沫若的词《满江红》发表在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

〔12〕毛泽东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13〕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63年2月25日。

〔14〕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3年2月28日。

〔15〕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2月。

〔16〕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2月。

〔17〕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稿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20日。

〔18〕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3年3月5日。

〔19〕邓小平同藏原惟人第二次谈话记录，1963年8月3日。

〔20〕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6月12日。

〔21〕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5月。

〔22〕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3年6月12日。

〔23〕1963年6月下旬，苏联政府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由，驱逐中国驻苏大使馆6名工作人员，并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

〔24〕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63年6月30日。

〔25〕见1963年8月1日《人民日报》。

〔26〕毛泽东对《二评》9月2日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9月。

〔27〕毛泽东对《二评》9月5日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9月。

〔28〕毛泽东对《二评》修改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9月11日。

〔29〕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9月27日。

〔30〕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55、656页。

〔31〕毛泽东同金日成谈话记录，1964年2月29日。

〔32〕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62页。

〔33〕毛泽东对《七评》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1月28日。

〔34〕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七国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

〔35〕苏联共产党提出的二十六国，除了上述十七国以外，还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芬兰、阿根廷、巴西、叙利亚、印度、美国、澳大利亚。

〔36〕毛泽东对《八评》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3月17日。

〔37〕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39、740页。

〔38〕1964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39〕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45—747页。

〔40〕1964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41〕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三月七日来信的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4月30日。

〔42〕毛泽东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批语，手稿，1964年4月30日。

〔43〕《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版，第18—21页。

〔44〕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81页。

〔45〕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7月。

〔4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李富春汇报计划工作时的插话记录，1964年10月19日。

〔47〕见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64年11月8日。

〔48〕米高扬在中苏两党会谈时的发言记录，1964年11月9日。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64年11月12日。

〔4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294、295页。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