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 金冲及：毛泽东和中苏论战（上）

中苏两党积累下来的分歧和矛盾，经过一段和缓的时期以后，进到一九六二年底，又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一九六二年十月，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和美国一度剑拔弩张，搞得十分紧张。但在这场危机过后，很快就迁怒于中国。十二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原则立场。这个讲话，成了苏联指挥一些党对中共发起新一轮围攻的信号。

这里所说的中印边境冲突，是指一九六二年十月至十一月在中印边境的东段和西段，中印之间所发生的军事冲突。从这年八月以来，中印边境紧张局势就逐步发展。为了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中国政府再三提议两国尽快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却遭到印度政府拒绝。十月十七日，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方进行猛烈炮击。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集会议，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当天，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毛泽东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下决心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过程时说：“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头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你看嘛，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1〕

十月二十日晨，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开始进行自卫还击。从十月二十日到二十九日，东段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全部领土；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部分入侵印军。这是自卫反击战的第一阶段。

在反击战开始以后，中国政府仍然为和平解决争端作最大的努力。十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以前，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2〕，并将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当天，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拒绝了中方的建议。十一月四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写信给尼赫鲁总理，呼吁重开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不予置理，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进行军事动员。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又一次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军发起了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从十一月十六日起到二十一日结束，在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传统习惯线附近，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

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两次召集周恩来等开会。随后，周恩来和陈毅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班纳吉，向他表示：中印两国应该友好下去。我们应该向远处看。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周恩来还表示，可以去德里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同一天下午，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十八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他当即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3〕他抓住这一契机，作出了一项没有先例的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

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的步骤，扭转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

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二）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还宣布：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4〕

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预定的后撤计划。四月二日，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共计三千二百一十三人。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印边境局势得到了控制，对中印边界局势的长期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六二年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是非曲直十分清楚。赫鲁晓夫十二月十二日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国进行不公正的指责。

一九六二年冬，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又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首先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由此拉开了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随后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兄弟党也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

第一篇答辩文章，是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这篇社论原先的标题是“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毛泽东看了，觉得不够响亮，便重新拟了这个标题。毛泽东是十二月十四日凌晨修改这篇社论的，当时他正在杭州。他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5〕

从这篇社论起，中国共产党抓住团结的旗帜，对各种攻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

十二月初，意大利共产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参加。十二月二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总报告里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决定给予还击。

在十二月四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十二月二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的一些决定。他在传达中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匈牙利党代会就有邀请南斯拉夫的迹象。意大利带头邀请南共，又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的报告就攻击，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这次本来要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

邓小平在传达中还说：“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6〕

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外地。面对苏共等兄弟党的围攻，处于精神亢奋之中的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二日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飒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这首诗是毛泽东默写的，只错了三个字：第四句中的“犹”应为“且”；第七句中的“飒”应为“瑟”，“下”应为“畔”。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九岁生日。他在这一天写下了《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泄，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这首诗在后来发表时，毛泽东把“高天滚滚寒流泄”改成了“高天滚滚寒流急”。

十二月二十九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毛泽东审定。他在信中说：“这篇文章比上一篇〔7〕困难得多。经过多次修改，搞成这个样子。今天下午，将在少奇同志处讨论定稿。少奇同志意见，以在年底（卅一日）以前发表较好。请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卅）日下午前给予指示。文章题目原想用‘驳陶里亚蒂’。因‘驳’字在外文中有‘反对’的意思，故未采用。”〔8〕

毛泽东收到社论稿，连夜看完，三十日凌晨二时写批语给邓小平，说：“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9〕

一九六二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二篇答辩文章。《红旗》杂志也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刊登长篇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作为第三篇答辩文章。后一篇文章，毛泽东也看过，说文章写得很好。

这两篇社论，各有侧重。前一篇，着重批驳陶里亚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包括战争与和平、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纸老虎”论断、和平共处和陶里亚蒂主张的“结构改革论”等。后一篇，着重从正面论述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其中包括关于时代的看法，关于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过时等。这两篇合在一起，都是对在几个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对中共的种种攻击的反击。这些文章保留了一个最大的余地，就是对苏共及其领导人没有点名。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以下一些内容。

他说：“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

在谈到当前的论战时，他说：“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还说：“陶里亚蒂也做了一些好事。”〔10〕

毛泽东在离开杭州之前，一月八日，作了一首大气磅礴的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1〕：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千万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一月九日，他又将这首词书赠周恩来。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要求非常严格。在他生前，几乎没有一首是不经过修改（有的经过多次修改）就公开发表的。这首词也不例外。发表时，将“欲学鲲鹏无大翼”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千万事”改为“多少事”；“革命精神翻四海”改为“四海翻腾云水怒”；“工农踊跃抽长戟”改为“五洲震荡风雷激”。题目改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毛泽东用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国际大势的基本看法和斗争意志。

苏联共产党对中共的围攻继续升温。一月七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随后，在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要阻止中共继续反驳。

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决定，先由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在会上致词，强调我们反对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并由写作班子起草第四篇答辩文章，这就是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当时毛泽东在武汉。他审阅了这篇社论稿，认为写得很好，可以发表。

这篇社论点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就是：要什么样的团结？在什么基础上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还是在别的纲领基础上的团结？并且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的。

这时，双方都想缓和一下。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做准备。毛泽东很重视这封来信。二十三日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苏共来信。然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和伍修权。毛泽东正患感冒，是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会见的。

毛泽东对契尔沃年科说，我刚刚看了你们中央给我们的信，就是昨天晚上八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还有些地方我还有些意见，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

针对苏共中央来信中关于停止攻击的解释，毛泽东质问：谁首先攻击？谁发动了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外一个共产党？他说：“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就是他（指在座的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去年四月七日回你们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来信里面，只讲到你们五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都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毛泽东说：“一连五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四十三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四十三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为兄弟党国际会议做准备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那样，两党会谈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再到二十六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八十一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另一种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提交大会。我看还是一九五七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12〕

当时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二月十一日开始的，二十八日结束，主要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一九六三年的经济计划等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国际反修斗争问题。

二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长篇报告，详细介绍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争论的性质和主要问题，以及这场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他指出：要坚持团结的方针，但是公开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再发表三篇文章给予反驳，随后争论可能要停止一个时期；当前的工作，是准备两党会谈，准备兄弟党国际会议。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在刘少奇作报告中间不断插话：

刘少奇讲道，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说，实际上是因为二十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刘少奇讲道，现在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说：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刘少奇讲道，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刘少奇讲道，不怕分裂。毛泽东说，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刘少奇讲道，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上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13〕

从国际上的反修联系到国内的反修防修，不仅毛泽东、刘少奇这样想、这样做，中共其他领导人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不过，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感到最紧迫的是毛泽东。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二月二十七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第五篇答辩文章，题目是《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指明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文章指出：“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如果说，前面的四篇文章，还只是澄清或正面回答一些争论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则把争论的深度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这场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会从五号算起，开了二十四天。平行作业，小平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又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二十三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谈到国内的反映时，他说：我们的四篇文章，苏联又是四篇（赫鲁晓夫两篇，《真理报》社论两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证明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毛泽东说：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二十三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十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最后，毛泽东提出，还要把问题转到国内的反修防修。〔14〕

三月一日至四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六篇答辩文章。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改了几遍。他建议文章分四天连载，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也是毛泽东下功夫修改最多的一篇。

文章共八个部分，十一万字。二月三日最先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前三部分，文章题目是《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毛泽东看过，把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提一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

毛泽东修改引言部分时，在“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

二月十四日，陈伯达把毛泽东修改后的引言打出清样再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道：“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15〕

十七日，陈伯达送来了第八部分（最后一部分）的初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着重剖析一种现象，就是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的人，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

过了一天，毛泽东对第八部分又作了一次修改。他改用《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这部分的小标题。并以三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16〕

二月二十日，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引文和第八部分。他在批语中，写了少有的满意评价：“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17〕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一长篇文章，是自一九六〇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以来，最为系统的理论文章，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的基本看法，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名义上是批驳陶里亚蒂，锋芒所向实际上是对着赫鲁晓夫等人。

文章一共讨论了七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文章认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论战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当前这场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国际规模的论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当代世界的矛盾。文章重申了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中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列举了十六年来世界形势的重要变化，指出：“美帝国主义者的奴役政策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帝国主义者向全世界的扩张政策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这种矛盾，特别表现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矛盾。”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战争与和平。文章重申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和“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依靠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国家与革命。文章重申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经验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经验总结出来的关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用什么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的有关论述，重申列宁提出并为俄国十月革命证实了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着重批评了“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是批评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文章重申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强调要“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反对“畏惧敌人，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的改良主义或投降主义思想。

第六个问题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章阐明如何正确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何正确地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等问题，认为“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并试图划清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第七个问题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团结。文章重申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基本论点，强调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

这篇文章在中苏论战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许多观点，是多年逐步形成的，可以说是对中苏两党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总结。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而且进一步地理论化和系统化。

三月八日，发表了第七篇答辩文章：《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作为第一轮论战，中国共产党先后共发表七篇答辩文章。这些文章都没有对苏共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以留有余地。

七篇答辩文章发表以后，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暂时平息了下来。这是双方准备两党会谈的共同需要。实际上，这种暂时的宁静，又在酝酿和准备着更加激烈的新一轮争论。

还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初《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刚发表不久，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在考虑如何进行中苏两党会谈的问题。

在三月五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说：在主席那里谈，还有个想法，就是如果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开，我们就提出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反之，如果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开，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就在北京开。这个问题，将来两党会谈再说。刘少奇提出：两党会谈，一次可能谈不好。可能去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谈不完，然后第二阶段到北京来谈。可以轮流谈嘛。〔18〕

三月上半月，在刘少奇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础上，由毛泽东和几位常委共同修改，形成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题为《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这个文件表明，在中苏论战的强烈影响下，中国的国内工作和国际斗争，逐步走上以反修防修为中心的轨道。

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发表论战文章。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正式启动。就在准备工作抓紧进行当中，三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详细地提出了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并且建议以他们来信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四月二日，这封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既然苏共中央在来信中明确提出了总路线的问题，我们就要起草一封复信，全面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观点。四月四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起草复信的问题。从此，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就转向起草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复信。

几个月以后，邓小平谈到关于中央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说：“我们得感谢他们的来信。因为他们的来信给我们出了个题目，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我们感觉到确实需要解决总路线的问题了。”〔19〕

这封复信的起草工作相当艰难。据主持这项工作的邓小平讲：“这个文件，恐怕是搞文件以来最费力的一篇东西。”他又说：“我们这篇复信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动手写了，一直搞到现在，将近七十天。这个文件，常委很多同志亲自参加，主席亲自参加，少奇同志亲自参加，北京也平行作业。总理主持开小组会修改。”〔20〕

复信先在北京起草，逐渐形成共二十条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提纲，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初稿。

四月七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上海等地。他在杭州、上海多次主持讨论复信稿，有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参加。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上海时，也参加了部分讨论。

四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和修改了一次。以后又经过多次修改。

从五月二日到十二日这个期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这个决定草案。会议结束后，他又集中精力修改复信稿。

在五月十九日稿上，毛泽东增写了两段内容。其中一处，是在讲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他写道：“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21〕

毛泽东作最后一次修改时，把复信的题目正式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从五月下旬起，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邀请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笋、长征来中国，就复信征求他们的意见。

与此同时，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成两个组，对复信稿连续讨论了几天。

六月十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报告复信稿起草和修改的经过。他说：“这个文件，原来二十一条，后来一改，变成二十二条，二十三条。最后，主席把第一段变成三段，成了二十五条，我看很好。有一条关于总路线的表述，只有几行，这样眉目更清楚，逻辑性更强了。现在发给到会同志的，是六月十号的稿子。这个稿子，是经过伯达同志他们从杭州回来集体搞的。后来又在少奇同志那里谈了，照他的意见改了。又送到主席那里，他认为可以定稿了，只在几处加了几个字。”会议通过了复信稿，决定六月十五日交苏共中央，当晚在国内广播。〔22〕

这封复信署的日期是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六月十五日，由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当面交给苏共中央的苏斯洛夫。十七日，在国内各主要报刊上全文发表。

复信全文共二十五条，每条着重阐明一个意思。

前三条，可以看做是整个复信的总纲。第一条，指出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必须坚决捍卫。第二条，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现阶段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第三，说明这条总路线是同苏共纲领中所说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相对立的，指出如果把国际共运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那就是违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

第四条到第二十二条，是上述总纲的具体展开。第四、第五条，分析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批判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第六条，是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国内和国际的主要任务。第七条，是关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指出美帝国主义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第八、第九条，是关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问题。第十至十二条，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和平过渡的问题。第十三条，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互相援助。第十四至十六条，是关于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以及全面禁止和完全销毁核武器的问题。第十七至十九条，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与“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第二十条，是关于“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条，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兄弟党关系的准则。

最后三条，第二十三至二十五条，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划清无产阶级革命党和资产阶级改良党的界限问题，以及国际共运的公开论战问题。

复信在结束时表示：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将于七月五日举行的两党会谈，希望在两党会谈中对国际共运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并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复信发表以后，引起强烈震动。六月十八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这封复信，指责复信“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一项决议，表示：“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实际经验制订的苏共纲领进行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

对于苏共中央的这个声明和决议，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没有理由不进行回击。新的一轮“声明战”就这样在两党会谈前夕开始了。

六月十九日收到苏共中央声明的当晚，毛泽东决定立即全文发表，《人民日报》第二天就登出来了。

接着，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连续召开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有关问题。三十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共中央声明稿。下午二时，在住处召集会议，研究发表声明的有关问题。

当天晚上，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声明和中共代表团在两党会谈中所采取的方针。邓小平在会上发言说：最近在主席那个地方多次考虑了谈判的方针。首先要估计一下，这次谈判究竟能不能取得什么结果。看来，取得什么积极成果，现在不可能，赫鲁晓夫也没有这个准备。他现在的一系列步骤，包括驱逐我们六个人〔23〕在内，就是不想达成什么协议的。原来，常委、主席大家都在考虑，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可能，他求得达成一个某种限度的协议。我们考虑的结果，根据他现在的态度，根据他现在的措施，不可能。我们这二十五条，挖了他的底，他现在不好讨论这些问题。它的决议，实际上就是拒绝讨论。因此，这次谈判的结果，实际上只能是两个前途：一个叫拖，一个叫破。今天在主席那里谈了这个问题。第一条要放在他破，我们不主动破。我们不给他一个借口，好像我们首先来破裂。今天政治局决定了这样的方针，我们代表团轻松愉快，就好办了，就比较自由了。至于讲话，当然也不给他抓我们，也要讲分寸，也要站得稳。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主席今天也说了，这是边缘政策。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破裂，一个拖。这个破裂必须要准备。今天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破二拖，达到边缘，你走到哪里，我们代表团跟到哪里，摆到边缘，看你敢不敢破裂。我想，在破裂和拖以外，还会出现又破又拖的情况。我们要准备他破，但是又可能拖，拖里头又要破。总是在一破二拖、破中又拖的斗争中，极其复杂地交叉着。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斗争。主席说一破二拖，这个问题就全面了，辩证了。〔24〕

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声明。声明公布参加即将于七月五日开始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组成人员，团长邓小平，副团长彭真，成员有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和潘自力。声明责成中共代表团坚持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复信的原则立场。

七月四日，苏共中央针对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声明再次发表声明，除公布苏共代表团组成人员外，摆出了坚决捍卫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路线的姿态。

这样，在中苏两党会谈举行前夕，人们已不难预料这次会谈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

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对苏共声明的处理问题。会前在邓小平主持下，很快起草了一项简短但措辞强硬的声明，经毛泽东审定后在七月五日发表。

一九六三年七月六日至二十日，中苏两党会谈在莫斯科举行。按照事前的约定，双方轮流发言，在一方发言时，另一方不得插话打断对方的发言。第一天的会谈，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代表团作了长达五个钟头的发言。隔了一天，七月八日，轮到邓小平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言。这次发言也有五个小时。（五个小时均包括翻译的时间。）十日和十二日，苏斯洛夫和邓小平再次分别作长篇发言。这以后，又经过四轮发言。中共代表团在七月十九日提出暂时休会的建议。在七月二十日的会谈中，苏斯洛夫表示同意中方的建议。接着便起草了两党会谈的公报，宣布：“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毛泽东自始至终密切关注两党会谈情况，直接指导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会谈期间，几乎天天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研究代表团来电及其他有关问题，及时提出对策。

两党会谈期间，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这个题目，是毛泽东拟定的。

中苏两党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是预料之中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作了全面的批驳。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再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发表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再一次以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的复信。

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于七月十九日发表。声明指出，所以要重新广播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为了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毛泽东在审定声明稿时，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说到我们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的理由是，“这是一篇奇文”，接着引用了陶渊明《移居》诗中的两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并称苏共公开信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人民日报》七月二十日刊登苏共中央公开信时，有一个编者按，列举了苏共中央公开信中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攻击中共领导人的事例。例如，关于核战争问题，说中共领导人不惜通过世界核战争，牺牲亿万人，来取得社会主义；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问题，说中国领导人对它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关于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问题，本来是由苏联造成的中苏经济贸易缩减，却反而责怪到中国方面。在列举了这些事例后，编者按说：“类似这样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七八十处的样子，举不胜举，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这是毛泽东审定编者按时加写的，立此存照。这就是后来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九篇文章的由来。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北京。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一同前往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首都各界五千多人到机场欢迎，场面格外隆重热烈。

就在中苏两党在莫斯科进行会谈的时候，从七月十五日起，美、英、苏三国代表也在莫斯科会谈，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的问题。七月二十五日，三方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当时，中国正在抓紧进行核装置的研制工作，很自然地使人怀疑这是美苏勾结企图进行核垄断、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连续三天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三十一日，针对三国条约，中国政府发表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修改、毛泽东审定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中国政府建议，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这件事，毫无疑问也为急剧恶化的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连持中立态度的《柬埔寨电讯报》也发表评论说：人们本来希望中苏之间取得妥协，但赫鲁晓夫同西方接近的既成事实，使这种希望完全化为乌有。〔25〕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