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之：1980年代“高加林”们走出乡村的革命性意义，以及恩格斯对费尔巴哈久居乡村的嘲讽

（一）《人生》歌颂了“高加林”们走出乡村

1984年，刚考上研究生的我在长沙的电影院观看了吴天明导演的电影《人生》。其时我已离开乡村八年了。在《人生》中，主人公高加林是一个回乡知识青年，这个人念完书回到乡下，尽管也如同上辈那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但他的内心世界是外面的世界，是城市的世界，他抓住了时代的机遇，拼命向城市发展自己，打开新的人生，“我知道，这次进城，再不是一个匆匆过客了，我已经成了这个城市正式的一员。我的理想的风帆，就要从这里开始启航。”影片正面地表达出，乡下身份的青年农民，如果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如果他们愿意到城市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都是应该允许并充分肯定的。

（二）把农民变为城里人是社会发展的方向

在改革开放前的“重农主义”阶段。不仅乡下人不能进城谋生，还把大量城里人赶到乡下，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人数达到上千万，还有以各种理由下放到乡村的人群（被放逐的干部、城市居民等）。当时对那些“知识青年”来说，“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政治宣誓成了政治正确性与道德标配的一体化要求，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知识青年”想回城市去，那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当然，到1980年代初，“扎根一辈子”的泡沫破灭，绝大多数的知青都返回了城市。再往后，那就是农民工的进城热，城镇化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大幅跃进。因此，在观看《人生》时，我强烈地感受到一种革命性意义已经发生，把农民变为城里人才是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不是相反。

这个问题就是城镇化的问题。这里不存在瞧不起乡村和乡村居民的意思，只是说，由乡村化转换为城市化，这既是文明形态的进步，也是个体人的发展水平的提升，是全球文明进步的大趋势。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2024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而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只有10.64%，1978年为17.92%。之所以在过去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增长如此缓慢，乃在于国家的发展思路未能跟上现代化的大趋势。

（三）恩格斯为什么批评费尔巴哈“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

让一个人永远久居乡村，特别是工业化进程背景下的乡村，意味着什么呢？这里不妨看看恩格斯如何说费尔巴哈。费尔巴哈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一段乡村的隐居生活，从19世纪50年代初直至1872年去世，持续时间约25年。

尽管费尔巴哈的隐居并不意味着一个真正农村居民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象征了19世纪德国激进知识分子与主流社会的疏离，而且其思想仍通过著作持续发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之一。

但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费尔巴哈的乡村生活进行了一种独特的批判。当时，自然科学已经有了三个决定性的发现——细胞学说、能量转化和进化论，费尔巴哈“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对科学充分关注，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尽管费尔巴哈比那些小识小见之徒要高明，但由于他“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的伟大发展意义，“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这就是说，哪怕是费尔巴哈这样的聪明人，也会被乡村的闭塞环境所限制，这个结果既是对社会发展的损失，也是对个人发展的损失。

在1845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详尽描述了工业革命与城市化对英国社会包括工人的改造意义，他说：

“最近六十年的英国工业史，这是人类编年史中一部无与伦比的历史。六十年至八十年以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只有很少而且简单的工业，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了：有居民达250万人的首都，有巨大的工业城市，有向全世界供给产品而且全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智慧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编者注:1887年和1892年出版的英译本中，在“工业”一词之后还有“和商业”这几个字。]，他们完全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可以说，组成了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具有不同的习惯和不同的需要的民族。”

只有走出乡村，才会形成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具有不同的习惯和不同的需要的民族”，这就是指个体具有世界眼光的意义。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经过城镇化的推进，再加上发达的交通工具，全球信息的迅速流动，文明差异的感性比较，具有世界眼光的人越来越多，中国已不是一个闭塞社会，中国的现代化必定完成。

来源：黄力之文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