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农村改革史首先是政治史

————农村改革史阅读随笔（3）

农村改革史，首先是政治史，因为农村改革首先是政治改革。

农村改革进程表现为政策转变。政策转变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先发生了政治转变，政治转变是政策转变的前提。政治转变的体现是，宏观上，制定政策的基本理念发生改变，微观上，基层获得了一定的政策制定权力，或者说是政策自主权。虽然改变的是经济政策，但是，制定经济政策的权力是政治权力。这种政策权的获得，是政治过程，而不是经济过程。这个道理，也是活生生的生活现实。如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特别是原来被管制的“地富反坏”分子，首先遇到是政治歧视、身份自由问题。没有政治贱民的解放，没有身份自由的获得，一大批能工巧匠，若干离土离乡创业者，即后来的企业家，不可能成长起来。所以，仅从经济史角度谈农村改革，是片面而浅薄的。

一，政策突破起源于政治控制松动

所谓农村改革，其实就是原有政策规定被突破。这种政策突破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原有高压政治控制发生了松动甚至部分瓦解。

对农民来说，土地承包到户、家庭经营当然是经济行为，但是，这种经济行为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政治环境变化，而政治环境的变化，则是起源于原有政治权力结构的瓦解重组。是政治环境变化带动了经济行为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改革史，首先不是经济改革史，而是政治改革史，更准确的说，是政治变迁史。在这里，我不称其为“政治改革”，而称“政治变迁”，是为了强调这种政治变化的发生，不是有意识的，不是完全自觉的，而是在政治情势的演变中发生的。

政治变迁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高层政治结构转换，没有这种政治转换，如果还是1976年10月前的政治高压，那么，经济管制松动，农民包产到户，就不可能发生发展。毛之后中国出现了新的政治空间。之前，政治环境不允许包产到户发生发展，这就不可能有改革。先有政治制度环境剧变，后有经济生活改变，不仅是时间顺序，而且是因果逻辑。

政治变迁的第二个条件，就是政策思路改变。对1976年10月之后的高层来说，政策思路的改变不是根本转变，而是某种程度的放松。这种政策思路的转变，首先发生在抓捕四人帮以及随后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前，农村工作的基本思路是，阶级斗争为纲，一切政治挂帅，极度贬低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是，仔细考察当时农村政策状况可以发现，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之下，实际上是有两条政策路线：一条是“六十条”路线，一条是大寨路线。“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由毛泽东主持制定并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发布。“六十条”规定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基本政策：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可以有少量自留地、农贸市场、家庭副业。“大寨路线”代表的是“六十条”之前公社化运动的政策：以生产大队（甚至公社）为核算单位、取消自留地、关闭农贸市场、取消家庭副业。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六十条”，是大跃进、公社化引发大饥荒之后的政策调整。因此，这两条路线都有毛泽东的背景依托。在中央层面，六十条路线以纪登奎、华国锋为代表，大寨路线以张春桥、陈永贵为代表。

二，文革中农村工作两条“政策路线”

在文革之前的三年，从1962年到1966年，农村政策主流是执行“六十条”。文革开始之后，1967年9月和1968年1月，国家农业部和山西省委在昔阳县连续召开两次学大寨现场会，由此开始，各地农村干部到大寨参观掀起高潮。从1968年下半年到1970年上半年，大寨那些超越六十条的政策做法被各地效仿，集中表现为，生产队核算改变为大队核算、推行以政治表现为主要标准的大寨工分、取消农户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关闭农贸市场等等。文革中农业学大寨不断掀起高潮的过程，也就是农村政策越来越左的过程。当然，文革混乱中，上层控制放松，也有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被称为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如浙江温州、福建莆田等地。

1970年8月，国务院在昔阳召开北方农业工作会议，会议一方面把农业学大寨提高了政治新高度，另一方面，在具体政策上，则强调要执行六十条政策，不得随意搞大队核算、取消自留地、关闭农贸市场、取消家庭副业，也强调要重视按劳分配。总的来看，这个会议在政策把握方面的主流是积极的，六十条基本上重新得到尊重。

1975年春，毛泽东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号召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在此背景下，张春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当时，按劳分配、集体所有、家庭副业、自留地等被作为资产阶级法权来对待, 农村政策进一步极左化，大寨经验得到进一步张扬。9月，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继续肯定大寨的做法。随后，各地纷纷突破六十条，搞大队核算、实行大寨工分、取消自留地、关闭农贸市、取消家庭副业等，极左政策更加激进，一些地方严令限制农民养鸡养鸭，甚至把农民的住房都收归公有，政策倾向越来越具有1958年公社化运动特色。陈永贵公开提出，还要在昔阳县全县推行以公社所有制。可见，大寨政策做法是公社化运动的延续，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大寨政策经验是1958年公社化运动借尸还魂。”从1975年下半年到1976年年底，大寨那一套极左政策做法，基本上主导了农村工作。

整个文革期间，高层政策意见分歧，主要在坚持六十条和仿效大寨经验之间。纪登奎自称为“六十条派”。他和华国锋所代表的政策思路，是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六十条为依据。这是毛泽东在大跃进、公社化失败，造成大饥荒之后，被迫从1958年公社体制倒退，也表述为“政策调整”，即把原来以几千户的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先退让调整为几百户的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再退让调整到几十户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其中的“队”原来是生产大队，后来六十条确定为生产小队。同时，在三级所有体制内，允许5%—7%的自留地，允许农民家庭副业、少量的自由市场行为。从根本上讲，四人帮和陈永贵所代表的，是毛泽东本来的政策路线；华国锋和纪登奎所代表的，是毛泽东妥协退让后的政策路线。严格来说，妥协后的政策路线，为毛泽东所承认，但非毛泽东所情愿。在现实环境、具体农村工作中，两种政策思路必然要发生矛盾，但双方都有来自毛泽东的充分依据。毛泽东去世前后，六十条与大寨经验的冲突，到了针锋相对的程度。这就是文革期间农村政策思路纷争的基本脉络。

三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转折意义

坚持六十条，还是弘扬大寨做法，看上去是具体的经济政策差异，但在当时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政治理论上，大寨经验远远处于上风。这种理论表达的主要人物就是张春桥。张春桥阐发了毛泽东的谈话指示，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大寨经验更体现社会主义的方向。坚持六十条，给予农民少量经济自由，则往往被称为物质挂帅，是向农民的小生产势力妥协，是纵容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具体的政策意见分歧，被上升为政治问题，上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在这种语境下，连农民家里养几只鸡几只鸭、做点小生意都成为资本主义，都可以成为“阶级敌人”。这对基层干部的影响是，抓政治学习、抓革命大批判很保险，而抓农业生产很危险，容易犯政治错误。于是，基层农村工作陷入荒诞，用极端的政治狂热取代了生活必需的物质生产。

华国锋主政之后，1976年12月，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本来，农林部建议开200人左右的小范围农业学大寨座谈会，但是华国锋亲自提议，要召开层次超高、规模超大的全国性会议，出席会议的是全国县委书记以上干部5000人。实质上，这次会议是华国锋主政后第一次面向全国的公开政治亮相，会议内容远远超越了农业学大寨，核心是揭批四人帮。会议的基本语言体系，还是“无产阶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但是，涉及的政策内容已经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从会议讨论材料来看，会议集中批判四人帮罪行，主要是，四人帮只准搞政治挂帅，不准抓生产，把抓生产批判为“唯生产力论”，宣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从这次会议后果来看，会议之后，地方干部开始重视农业生产了，敢于抓农业生产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的农村政策思路，是全党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前奏。以这次会议为转折点，农村工作放松了政治高压，为客观上为改革开辟了道路。

现在所说的“农村改革”，核心内容是，突破了六十条政策框架，将基本生产核算单位变为农户，即突破集体经营，重建家庭经营。抛弃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家庭为基本核算单位，既突破了大寨经验所代表的极左政策路线，也突破了纪登奎、华国锋所代表的六十条政策路线。突破六十条规定的的“生产队为基础”，而恢复到家庭经营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就是安徽、四川率先进行改革的政策突破路径。在这个突破过程中，省级领导人中的代表人物是万里、赵紫阳、周惠、池必卿等。当然，赵紫阳在四川时并没有明确地支持包产到户，但是，缩小了生产队规模、增加了自留地比例，扩大了农民市场行为空间，促进了包产到户的发生发展。万里直接同意了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直接突破。

研究农村改革发生历史，需要有政治权力视角，需要看到政治环境变化对改革的根本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层发生权力更替、高压政治控制放松、极左政策出现松动，农民的经济自由获得了空间，改革就开始了。迄今为止农村改革历史叙事存在巨大偏差，依然沉溺于某种力量的自我粉饰。

                       （2025年11月）

来源：沽河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