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话说“三通”

台湾海峡，最窄处不过130公里。若论航程，只是半日风帆；若论人世，却曾横亘整整38年。

以1949年为节点，一条海峡波浪宽，风吹草动惊两岸。冷战阴影下，大陆和台湾不同的政化教育，进而带来的意识形态化取向，使“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余光中诗句），荡然两半。

此后，家书无从投递，乡音不能直达。隔岸灯火分明见，咫尺天涯两渺茫。后来，连接这道断裂的，是一个朴素到近乎平淡的词——“三通”：通邮、通航、通商。

“三通”，落在纸面上，是亲情的呼唤；落在行动上，却走了38年。“三通”的历程，是一场政治坚冰与人性暖流的对峙，也是一曲终将汇流的历史潮汐。

1979：此岸说“三通”，彼岸回答“三不”

1979年元旦，两件大事至今镌刻在历史上。第一件是，国防部长徐向前宣布：为了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等活动，我己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持续了20多年的炮击金门落下帷幕。

第二件是，在这个炮声刚刚停止的清晨，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并“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

这是大陆最初提出两岸之间进行经济交流与通邮通航的主张。“三通”之议，由此发端。

同年2月，大陆邮电部门开办经第三地对台电报业务；3月开通对台长途电话；5月和6月，又先后受理寄往台湾的平信与挂号信函，邮件经香港转寄。大陆有关部门相继表示，愿随时就通邮、通航、通商同台湾方面协商；大陆港口和市场也开始向台湾船只、货物打开。

两岸尚未沟通，大陆先打开大门，摆好桌椅，以待来客。

然而，海峡彼岸的回答，却是“三不”。

1979年4月，蒋经国在国民党内部会议上正式提出“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显然，蒋氏不认为“通”只是民生问题，而是看作可能动摇其政治秩序的危险入口。1982年6月，蒋氏当局甚至向各级国民党党部下发了《为什么不可与大陆上的亲友通信》的指令，提出7条不得通邮的理由。

大门，不仅没开，还加了门栓。

可是，两岸亲情割不断，封闭并不能阻止联系，只能使联系绕道而行。信从香港转，货经第三地换单，电话借境外接通。海峡上出现了一种奇特景象：不通邮而有信，不通商而有货，不通航而有人往来。

1981：“三通”二字，有了清楚的轮廓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发表后来被称为“叶九条”的谈话，提出两岸应当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

至此，“三通”有了完整而清晰的内涵。

几天后，交通部门表示，已经准备开辟上海、厦门、广州通往基隆、高雄的客货航线；台湾船舶和渔船在海峡遇险，大陆方面愿随时救援；通航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办法，都可以商量。商贸方面，大陆也邀请台湾工商界前来考察洽谈，表示愿为台湾产品进入大陆提供便利。

台湾当局仍不回应。即使过了三年，蒋氏当局还在长期军事对峙留下的阴影下徘徊，仍然担心人员、资讯和资本流动会冲击既有统治秩序。

可是，“三通”被政治家放大的风险，却是台湾老兵实实在在的回家之路。

1987：“想家”的眼泪，融化38年坚冰

坚冰真正裂开，是在1987年。

4月，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成立，何文德、姜思章等人走上街头。他们穿着白衬衫，胸前印着两个红字——“想家”；背后则写着：“妈妈，我好想您。”他们散发传单、举办座谈、向台湾当局陈情，也在公开场合唱起《母亲你在何方》。

台湾街头的这一群白发老人，是1949年大江大海中的那一群。那时，他们大多不过二三十岁，现在喊出“回家”二字，已是鬓发萧萧。

“想家”，是一群迟暮游子最卑微也最沉重的请求：让我们在父母坟前磕一个头，让我们在自己还能走得动的时候回去看一眼。

“想家”，比任何政论都更有力量。

“想家”，迅速得到台湾新闻界、知识界和社会团体声援。《前进》杂志为其提供场地和传播渠道，一些岛内政治及社会人士参与推动。民间舆论不断追问：战争已经过去多年，为什么普通人仍不能探望自己的父母兄弟？

同年9月，另一道禁线也被越过。《自立晚报》社长吴丰山派记者李永得、徐璐绕道东京赴北京采访。9月15日凌晨，两人抵达北京，成为1949年以后首批来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台湾当局主管部门称其“违法”，要求召回；吴丰山却拒绝照办。

台湾记者冒着“违法”的风险飞来，大陆方面则以最大的善意开门相迎。一推一拉之间，此岸和彼岸，民意与政策的方向截然不同。

两位记者带回台湾的，不只是新闻，也是一幅未经政治滤镜处理的大陆图景。那两张绕道东京的机票，实质上是台湾新闻界给“三不”政策投下的两张反对票。

街头有老兵，报馆有记者，社会上有越来越多追问。台湾当局再把门关死，就有违民意了。

1987年10月14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开放赴大陆探亲的决议；次日，台湾行政机构通过有关办法，宣布符合条件的民众可赴大陆探亲。大陆立即响应，随即公布接待办法，表示热诚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游，并保证来去自由。

11月上旬，台湾红十字组织开始受理返乡登记，十万份申请表，半个月内即被索取一空。一张申请表，写满了积聚太久的乡愁。

年底，一批批台湾同胞绕道香港踏上大陆。有人回到老屋，只见残墙；有人赶到病榻前，母亲已认不出眼前的白发儿子；更多人只能跪在坟头，告诉地下的亲人：“我回来了。”

两岸隔绝38年的坚冰，就这样被一声声乡音、一行行老泪撞开。

这也是“三通”史上最值得记住的一笔：台湾当局的第一次重大松动，不是政策主动走在民意前面，而是民意走得太远，政策不得不跟上来。

而大陆方面，则把“直接三通”作为国家意志持续向前推。

1988年3月25日，国务院代总理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呼吁：我们期望台湾当局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为实现两岸的直接“三通”、祖国的和平统一采取积极步骤。

从“期望”到呼吁“直接三通”，措辞的变化背后，是大陆方面推动“三通”的决心与耐心。

门开了一条缝，潮水便从缝里涌入

开放探亲并不等于“三通”。台湾方面仍坚持“民间、间接、单向”的原则：可以往来，但不能直接；可以探亲，但要绕道；可以经商，却要受到诸多限制。

1988年，国民党通过“现阶段大陆政策案”。“三不”开始松动，却没有真正退出历史。两岸往来从“完全禁止”变成“有限许可”，门开了一条缝，但钥匙仍牢牢握在当局手中。

可是，民间已等不及了。

台湾渔民早就在海上同大陆渔民交换鱼货和日用品；大陆书籍、戏曲录音和影视作品经由各种渠道进入台湾；台湾商人则循香港等地，摸索着进入大陆市场。1988年，两艘台湾探亲客轮从基隆经日本驶往上海，三个月共运行十二航次、运送台胞1880人次，却终因绕道成本太高而停航。

这12个航次，是当时两岸关系最形象的隐喻：两岸灯火可见，偏偏要在海上绕一个巨大的弯。

绕道增加的不只是油费，还有时间、风险和骨肉相见的成本。政策可以要求船舶绕行，却无法回答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既然人已经在走、货已经在运，为什么不能走直道？

文化交流，润物细无声地融化坚冰。先是那个有着标志性“光头”的凌峰，越过海峡，重行“八千里路云和月”，拍摄大陆行纪录片。接着，琼瑶回大陆省亲后，与大陆电视机构展开合作，赴大陆取景拍摄。其后，从《六个梦》到《还珠格格》，两岸演员、制作人员和观众在同一套影像中相遇。

文化交流不属于狭义“三通”，却为“三通”准备了人心：凌峰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纪录片，让老兵看到了熟悉的家乡，亲切的乡音；琼瑶的电视剧，让彼岸同胞在故事里认出了彼此，在现实中走近的渴望更浓烈。

与此同时，台商成为另一支推动力量。大陆市场的吸引、两岸产业的互补，使越来越多台湾企业以各种间接方式赴大陆投资。台商人数越多，绕道成本就越无法回避；贸易规模越大，“不直航”的荒诞便越显眼。

通商，首要的条件是直航。政策的弯道，必须服从市场的直线。

1990年代：直通与弯道

进入九十年代，两岸制度化协商开始起步。

1990年、1991年，台湾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先后成立；1992年，两会达成“九二共识”；1993年，汪道涵与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两岸终于有了处理事务性问题的协商渠道。

但在“三通”问题上，双方的步调依然不同。

大陆持续主张早日实现直接通邮、通航、通商。1995年1月，江泽民在“八项主张”（“江八点”）中指出，直接“三通”是两岸经济发展和各方面交往的客观需要，也是两岸同胞利益所在，应当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

台湾还在弯道上，依然把“三通”与政治、安全问题捆绑处理。1992年公布的相关规定，对海空直航设下严格限制；1996年以后，又以“戒急用忍”约束台商赴大陆投资。

这种矛盾的图景在台湾愈发鲜明：台湾当局试图踩刹车，台湾工商界和普通民众却不断向前走。

1997年，福州、厦门至高雄的海上试点直航启动，结束两岸商船长期不能直接通航的历史；但货物仍需按照特殊方式处理，距离真正的全面直航尚远。1998年，两岸定期集装箱班轮实现“换单不换船”，船可以不换，单据却仍要绕一道手续。

从“小三通”到春节包机：民间先把路走出来

真正的突破，在离彼岸最近的地方。

金门距厦门近在咫尺，马祖与福州隔海相望。岛上居民同福建沿海有着深厚的血缘、地缘和生活联系。长期绕道，不仅不合常情，也造成沉重负担。金门、马祖地方人士、民众和业者不断要求开放直接往来，台湾当局终于在《离岛建设条例》中为“小三通”留下制度空间。

2001年1月2日，金门、马祖的客轮分别驶向厦门、福州马尾。海峡上汽笛长鸣，福建沿海与金马地区实现海上客货直接往来。

“小三通”之“小”，是范围有限；其意义之大，却在于证明了一件事：两岸可以直接往来，技术上没有不可逾越的困难，民间协商也并非无路可走。

同年，台湾“经发会”在工商界推动下，对开放直接贸易、直接通邮和规划直航形成一定共识。台湾当局随后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措辞变了，说明压力也变了——台商在大陆的事业日益庞大，台湾经济界要求降低运输成本、改善投资环境的呼声，已经无法用一道行政命令压回去。

春节包机又向前迈了一步。

2003年春节，为便利台商返乡，台湾航空公司包机从台北、高雄经停港澳飞抵上海。这是数十年来台湾民航客机首次循正常途径停降大陆机场。可即便如此，飞机仍要经停，航线仍未拉直。

2005年，两岸航空公司首次共同参与春节包机，实现双向对飞，不再降落港澳，却仍须绕经香港。飞机已经飞向彼岸，航线却像历史留下的一道折痕，迟迟不能展开。

2008：航线终于拉直

2008年，两岸关系出现转机:海协会、海基会恢复协商。

7月4日，两岸周末包机启动；11月4日，两会在台北签署海运、空运和邮政三项协议。12月15日，两岸海运直航、空运直航、直接通邮同步启动，大陆开放63个港口，台湾开放11个港口，两岸客机、轮船和邮件开始直接跨越海峡。

这一天，上海浦东机场与台北松山机场都有班机飞向彼岸；港口里，货轮不再为一纸禁令迂回；北京的直接通邮启动仪式上，81岁的台湾老人郑坚投出了寄往台北的家书。他在信中写道：“喜闻两岸真三通，终见亲人皆开颜。”

2009年，随着台湾开放大陆资本赴台、两岸定期航班开通，全面、直接、双向“三通”的格局进一步形成。

如今，“三通”早已融入两岸同胞的日常：清晨的台北，可以喝到前一天傍晚采摘的福建乌龙；午后的上海，能收到基隆港发来的海鲜；深夜剧场，又有跨越海峡的乡音共振。

“三通”：通邮，通的是音讯；通航，通的是归途；通商，通的是生计。三者之上，还有一“通”，虽未曾列为名目，却贯穿始终，那便是，通人心。

海峡再宽，宽不过惦念；岁月再久，久不过等待。

潮水的方向，从来都是岸与岸；而历史的方向，从来都是由人心决定的。

来源：徐庆全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