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无冕之王”与他的恩人们
从我写第一篇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子系列开始，我的微信好友张建宪老师，就一直建议我写一下他那和蔼的好领导，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子范敬宜。
张老师多次建议，我多次沉默。
为什么呢？
因为范敬宜，这位报界翘楚、文坛大家、学界名师，他的口碑太好了！好到被业内外一致认为：
他的人格魅力和才学魅力，是中国最后一位德艺双馨的报人！
所以，我的拙笔、我的大白话，根本无法全面描述出这位中国传媒业的泰斗级大师！
国学大师季羡林老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过范敬宜：
中国古代对有造诣的文人，称之为是“三绝”的人物。即：诗、书、画无不精妙。而范敬宜是一个“四绝”人物。因为，他还精通英语和西方文学。
我最终下决心写范敬宜的勇气是，他与我父亲同年同月出生，同年去世。他们有相同的生命长度。
范敬宜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选读的是新闻专业。我父亲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专业，他们在大学有着相同的专业。
1951年，他们带着相同的时代热血和信念，从上海分别奔向了辽宁和新疆。
那远方，同是艰苦寒冷的异乡！
这些相同的元素，让我自然就把范敬宜看成了叔叔，心理的距离感就消减了，就敢“搬运”他人生经历中的一些片段，叙述给大家。
我看了许多关于范敬宜的资料和书籍。其中，他参加“国宴”的感言，对我触动非常大。
1984年，范敬宜这位曾被劳动改造了二十年的摘帽“右派”。以国家外文出版局局长的身份，参加了国庆三十五周年的“国宴”。
他说，当他走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时，每上一层台阶，就会想起一个在他落难时帮助过他、改变他命运的恩人。在这些恩人中，有农民房东、生产队长、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和报社老领导。
是这些恩人，给了他参加“国宴”的荣誉和入场资格！
读完这段文字，对我十分震撼！
一个年仅五十三岁的人，竟然受苦落难了二十年！但当他走上国家最高荣誉殿堂时，他不是得意忘形，也不是抱怨人生，而是想到了帮助过他的恩人！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一定是善良的好人！
范敬宜，这位季羡林老先生眼中“四绝”人物。他的一生经历过了几次大起大落。他的一生写满了优秀、杰出、苦难和磨砺！
让我翻开他的人生之书，将他成长之路，和与恩人之间的真诚情谊，一点一点地告诉大家。
1931年，范敬宜出生在苏州，他是范仲淹第二十八代世孙。他父亲范承达毕业于南洋公学（后改名上海交通大学），父亲在他七岁时英年早逝。
范敬宜母亲蔡佩秋，师从章太炎，她诗、书、画无不精通，是章太炎得意的女弟子。
范敬宜从小体弱多病，母亲为了方便儿子就医，在范敬宜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就带着一家人从苏州搬到了上海。
范敬宜受教育的方式极为特别。由于他自幼患有肺结核和肾炎，直到十三岁还不能正常上学。
为了不荒废范敬宜的学业，母亲亲自给儿子教语文，又让两个曾留学美国的姑姑，负责教范敬宜的英语和西方文学。同时，还请了著名画家樊伯炎教儿子国画和书法。
民国时，上海的报业极为发达。母亲为了让范敬宜开阔视野，知晓天下事，就给休学在家的范敬宜订了大量的报刊。
范敬宜说，休学在家读报纸，就是他最大的乐趣和知识的来源。这使他对新闻专业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结。
当时，全世界流行着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记者是“无冕之王”！
当一名优秀的“无冕之王”，成了范敬宜的人生目标！
由于对记者的向往，少年范敬宜就开始模仿《申报》，自写自编了一份《静园新闻》，报道“静园”弄堂里，左邻右舍、男女老少的的逸事。
后来，因为文章讽刺了一家邻居。邻居告上门来，他那手写手绘的《静园新闻》就停刊了。
1946年，范敬宜15岁了。这位没有读过小学和初中的少年，考入了无锡国学专科学校。
周谷城、周予同、钱穆、朱东润等是他的老师。名师出高徒，在这些名师的培养下，少年范敬宜的国学水平令人刮目相看，被称为国学“神童”。
范敬宜十八岁时，报考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入学考试一共需要六天，五天用英文考，一天用中文考。
由于，范敬宜考试太出类拔萃了。校长、教务主任和中文系主任三人，又单独测试了他半天。
学校决定，范敬宜可以直接跳级到中文系的大三。上海圣约翰大学来了一个小“学霸”传遍全校。
范敬宜在读中文系时，他选修的课全是新闻专业。他还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校报《约翰新闻》的副刊编辑。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吴秀琴是《约翰新闻》的总编辑。
1951年，范敬宜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当助教。
但是，在“好儿女志在艰苦的远方”的时代精神召唤下，他放弃了在上海当助教的“美差”，与吴秀琴一起瞒着家人，带着理想和热血直奔艰苦的远方。
刚满二十岁的范敬宜和吴秀琴，被分配到了《东北日报》，后改名为《辽宁日报》。
《辽宁日报》有一个杂文专栏，由 范敬宜负责编辑。范敬宜写了一手好文章。他写的杂文幽默诙谐、生动有趣、讽刺犀利，深受读者的喜爱。
范敬宜的才学魅力，也深得领导的赏识。四年时间里，他连跳四级。在他二十四岁时，就直接提拔到了处级（16级）。
范敬宜，登上了人生第一个事业的高峰。
正当范敬宜少年得志、意气奋发的时候，“反右”的海啸扑面而来。一个浪花，就把范敬宜打进了那3%——“右派”的深渊！
当时只有二十六岁的金牌编辑范敬宜，一夜之间就从人生的巅峰，摔到了人生的深渊！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范敬宜这位热血青年他根本不懂，也不知道文字会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反右”一来，那些嫉妒他才华的人，借机就把这些针砭社会弊病的杂文，说成是攻击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揭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黑“武器”！
范敬宜就成了大“毒草”的炮制者！黑“武器”的生产商！
1957年，范敬宜被撤销职务，降薪6级，开除团籍，遣送到辽阳种马场去劳动改造。
在革命风暴面前，在厄运之下：
你向谁去说理？
你去哪里申辩？
哭都没有地方！
从此，“右派”这粒灰，就压在了范敬宜身上！
这一压，就是二十年！
这一压，落难二十载！
1960年，范敬宜因为劳动表现好，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
1962年，范敬宜结束了辽阳种马场的劳动改造，回到了《辽宁日报》自办的农场。
1966年，新的噩梦又开始了。
范敬宜曾写道，像我这样摘帽的“右派”自然在劫难逃。
生活只剩下：
不断地被批斗，不断地流着泪！
1969年，辽宁省革委会开展了“扫除一切害人虫”的行动。他们把全省一万多名“右派”和摘帽“右派”，视为“害人虫”，成家成户地从城市驱赶到了农村。
范敬宜一家四口人，从沈阳被驱赶到了辽宁省最贫困的建昌县，然后再被层层向下驱赶。
他先被驱赶到县里最穷的二道湾子公社；再被驱赶到最荒凉的大北沟大队；最后被驱赶到了劳动改造的终点，东下坎生产队。
范敬宜、吴秀琴这对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才男才女，就这样被一顿往下驱赶，变成了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山区农民。
东下坎村，自盘古开天地以来，第一次有了一户上海人家，并且夫妻两人还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子，这在全国农村都是绝无仅有的！
东下坎村的山梁上，生产队那个门窗不全的杂屋，杂屋里还摆着一口黑色的棺材，这便成为了范敬宜的家。
十二月的东北，西北风裹挟着寒冷，如万箭直穿小杂屋的破门窗，给了这户上海人家一个大大的下马威！
这户上海人家，在这寒冷的东北农村，在这遥远的异乡，举目无亲，无依无靠。
只剩下伴着寒风，抱头痛哭……
活下去！怎么都得活下去！
范敬宜把一床棉被，钉在了破门上挡风，又用报纸把破窗户全部糊死，来勉强抵挡这刀子般的寒风。
东下坎村没有电，在黑咕隆咚的房子里，全家四口人挤在一个小土炕上，陪伴着屋角那口黑色的棺材，开启了东北农村的农民生活。
忍耐，只有忍耐！
是那个年代留给范敬宜一家唯一的选择，也是唯一的活路！
第二天，范敬宜就跟着农民一起运肥干活了。
第十二天，奇迹出现了。
与范敬宜一起干农活的农民李和春，对范敬宜说，这些日子，全村人都在议论你们。你干活不偷奸耍滑，说话也看得起我们山里人。
大家都说，这么老实的上海人，为什么要受这种苦难呢？
苦难的人，也是远方来的客人。
我们山里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远方的客人，在生产队那个破屋子里陪伴着那口棺材，受冷挨冻。
这种欺负落难者的事，要是传出去，我们全村人都没脸见人啊！
接着李和春十分平静地说，他新盖了三间房子，本来是准备给他弟弟结婚用的，但他弟弟一时半会儿也不会结婚。
他那三间房子，就让范敬宜一家先住着，这也是全村人的心意。
二十年后，范敬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这段情景，他仍动情地说，当他听到李和春那平静的一番话后。
他的感觉，就像是他们一家人在冰冷的海水里，快要窒息淹死时，突然一个巨大的手，把他们一家人托到了岩石上，获救了，一家人获救了！
所以，当范敬宜爱人吴秀琴拿到新房钥匙时，她感激万分地说：
这是生命的钥匙！
范敬宜事后多次说道，只有被压在了社会最底层，连“呼吸”都困难的人，才能体会到：
在茫茫人海中，如能遇到好人和贵人，那个人就是大恩人！
范敬宜在建昌县农村的十年劳动改造中，遇到的第一个大恩人，那就是农民好兄弟李和春。
范敬宜遇到的第二个大恩人，那就是张化成。
1970年的一天，范敬宜正在猪圈里起猪粪，听到公社的广播在喊：大北沟的范敬宜，马上来公社！
范敬宜听到广播后，心里又本能地紧张了起来。但仔细再一琢磨，觉得他这个摘帽“右派”，还不至于被逮捕判刑，可能就是批斗，或者是被训一顿。
范敬宜揣着忐忑不安的心，硬着头皮到了公社。公社副书记见到范敬宜后问道，你就是范敬宜吗？
范敬宜回答，是。
公社副书记问，你会写毛笔字吗？
范敬宜回答，会。
公社副书记又问，你会画画吗？
范敬宜回答，会。
公社副书记再问，你会写前言、解说词、评论词吗？
范敬宜回答，写写画画，我全都会。
公社副书记的态度，明显地平和友好了。他告诉范敬宜县里下达了政治任务，每个公社都要举办“一打三反”运动宣传展览。上级领导还会来检查，所以，你必须把这个展览办好，这也是对你的考验。
范敬宜不停地点头，表示一定会认真做好展览，给二道湾子公社争光。
最后，公社副书记说，但是你不能在公社办公室里，写写画画，这样政治影响不好。你就到公社的铁匠铺后面，那间空屋子里去做吧。
公社副书记哪里知道，这个摘帽“右派”可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霸”，范仲淹第二十八代世孙。
范敬宜的书法，自幼便由外祖父蔡晋镛，这位著名的大书法家亲授。绘画他又从师于国画大师樊伯炎。 范敬宜是一位诗、书、画造诣颇深的全才。
展览展出后，一下子轰动了全公社。
此时，分管农业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张化成，正在公社检查工作。
他看了展览后，眼睛一亮，马上就问身边的公社领导，这工整漂亮的小楷毛笔字是谁写的？
公社领导一开始吞吞吐吐，遮遮掩掩，但最后还是说了实话。这是一个上海人，是下放劳动改造的“右派”写的。
张化成又问，这展览的前言、解说词、评论是谁起草的？
公社领导回答说，也是那个上海的“右派”起草的。
张化成再问，这些画是谁画的？
公社领导又回答，还是那个上海的“右派”。
张化成立刻意识到，操办这个展览的上海摘帽“右派”，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才，而是一个非同一般、才华超群的人才！
张化成告诉公社的领导，他想见一下这个上海人，这个摘帽“右派”。但公社领导善意地提醒张书记，你这个县领导的身份，公开见这位摘帽“右派”不太合适，担心政治影响不好。
那怎么办呢？
公社领导说，有办法。
公社办公室紧邻集市，张化成就找了一间办公室。他站在办公室里的窗前，透过玻璃，见到了被公社领导带着，故意慢悠悠经过窗外的上海摘帽“右派”范敬宜。
张化成看着范敬宜那张温文尔雅的脸庞，眼神里透着真诚与和善。张化成凭着直觉，觉得这个一脸厚道的读书人，不是坏人，是一个好人。
不久，辽宁省朝阳区（现葫芦岛市）要举办教育成果展览，要求各县都要推出展览，展后进行评比。
张化成立刻就想到了范敬宜。他派人把这个正在田里干农活的上海“右派”，直接拉到了县城。然后，“藏”在了县中学的一间小屋里，开始进行展览创作工作。
展览结束评比时，最穷最落后的建昌县爆冷，成为了全市第一。
这一下，可轰动了全市！
为什么会轰动呢？
因为展览抛掉政治内容，它就是一个书法展览，一个国画展览。
许多看了展览的人都说，建昌县有一个上海摘帽“右派”，那书法、绘画、布展的功夫，可是了得！
张化成是一个识才、惜才、用才的县委副书记。他觉得将这位厚道的读书人，放在生产队农田里劳动改造，不仅是一个人才的浪费，更是一个人才的糟蹋！
为了不荒废范敬宜这个读书人的才华，张化成顶着政治压力，将范敬宜作为“临时工”，“藏”在了他分管的县农业学大寨办公室。
他让范敬宜帮助县里写各种文字材料和上级要的报告。但为了保护范敬宜，所有报告和材料都不许署范敬宜的名字。
那几年，范敬宜作为“临时工”，跑遍了全县二十九个公社，三百多个生产大队，许多时候他就在农民家里吃住。
这个性格温和，普通话略带有上海味的读书人，很快就与扯着大嗓门的东北话，讲豪气的农民兄弟打成了一片。
在农村最底层的生活，让他真正零距离感受了中国农村和农民。了解到在城市机关，在报社大楼里，一辈子也不可能知道的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
当时，建昌县二道湾子公社，农民一个工只值八分钱。一个壮劳力干一年的农活，年底结算时，分不到三十块钱的现金。
范敬宜曾感叹地说：
农村苦；
农民苦；
北方农民更苦！
再苦再难的农民兄弟，也得求个乐，求范敬宜办事。
这是什么乐呢？什么事呢？
原来，东北农村有一个传统。再贫瘠的乡村，再苦的日子，过年的时候也要“请”一幅春联，图一年全家的吉利和快乐！
建昌县的人，除了知道范敬宜是一个摘帽“右派”，更知道他的书法那绝对是超一流。
所以，每年入冬后，各个公社的“农家”，都在盼这个生性和蔼的读书人来写春联。
范敬宜更是有求必写，沉浸在给“农家”写春联，给农民兄弟带来快乐之中！
农家苦中作乐，农民自娱自乐！
所以，在建昌县发生了一个奇迹。那些年，人人都知道这个“临时工”，是一个摘帽“右派”。
但是，没有人去告密，去举报！
在那“浩劫”的岁月里，范敬宜在张化成和无数个善良人的保护下，就像一棵小草，在贫瘠的石头缝里顽强的活了下来！
坚毅的生命，熬过了二十个寒冬。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华夏大地，知识分子重新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中央提出，要吸收优秀的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推进“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此时，范敬宜又遇到了第三个恩人马汉卿。马汉卿是当时建昌县县委书记，他是一位老党员，老干部。
1978年4月的一天，建昌县召开县常委会，就范敬宜入党的议题研究讨论。
范敬宜早在1951年就写了入党申请书，改革开放后他再一次申请入党。
但在当时，范敬宜入党问题太敏感、太特殊了。所以，会议开了整整一天。
研究讨论时，马书记介绍说，为了慎重对待范敬宜的入党，县委特地扩大了考察范围。
去了他的原单位辽宁日报，包括他劳动改造时的辽阳种马场，也查阅了所有关于他的档案材料。
同时，也向全县二十九个公社党委书记做了调查访谈。大家都说，凭着良心，凭着党性，范敬宜完全具备入党的条件。
讨论时，一位常委仍心存顾虑地说，摘帽“右派”入党（范敬宜1960年“右派”摘帽），这在全国都没有先例，我们这样做能行吗？
马书记说，是的。他询问了省委组织部，组织部也告诉他，全国还没有这样的案例。但是，现在中央提出要吸收优秀的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推进“四化”建设。
只要范敬宜符合了入党条件，为什么不行呢？如果说原来没有先例，我们建昌县可以创造先例啊！
马书记说，我看了关于范敬宜所有的档案材料，包括他被打成“右派”的那几篇杂文。可我看下来，那几篇杂文里写的话，句句都是为咱老百姓说的大实话呀！
这样的老实人，就因为写了几篇杂文，写了几句大实话，就连累了一家老小，受了二十年的苦和难！
不应该呀，这真的不应该啊！
说着说着，马书记流下了热泪……
马书记说，这些年范敬宜在咱们建昌县吃了多少苦？大家都知道呀！
他那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精神，凡认识他的干部和农民都佩服。可以说，这个知识分子比我们山里人还能吃苦！
此时，一位常委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担心。他说，如果老范入党了，他就如虎添翼了，咱们建昌县可就留不住他了。
马书记说，范敬宜原本就是一条蛟龙，困在了我们建昌县的山沟里。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了，面向世界大海了！我们就应该把这条蛟龙，放生到改革开放的大海里去！
建昌县为国家输送了有真本事的人才，这是我们建昌县的光荣和骄傲啊！
最后，马书记拍板说，我认为，范敬宜经受了磨难和考验，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和资格！
末了，马书记说了一段发自肺腑的感言：如果将来国家政策又发生了变化，那我甘愿去领罪！我甘愿戴上高帽子，挂上牌子，被游街示众！
事后，当范敬宜听到了马书记的肺腑感言后。这位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子，这个已在东北生活了二十七年的“东北汉子”，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含着热泪发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马汉卿书记，真的太有胆魄了！
建昌县创造了全国的先例，范敬宜成为了全国第一个摘帽“右派”入党的人。
范敬宜人生后半程的辉煌证明，马书记的担当和作为，就是他再次攀登事业高峰的基石。
日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尉健行（他曾担任过中组部部长），对已担任了《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说，你当时入党在全国都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1978年，全国普遍开展了平反和落实政策，同年9月范敬宜也重新回到了《辽宁日报》。
此时，范敬宜蓦然回首。回望失去的二十个春秋，又憧憬未来的年华。他百感交集写了一首诗，最后一句是他在向苍天呐喊：
再乞华年二十龄！
老天，果然听到了他的呐喊！
他的，第四个大恩人出现了！
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这位全国第一个支持“真理”问题讨论的省委书记，这位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勇敢地为张志新平反，并公开见报的省委书记。
是他这个大伯乐，慧眼识珠发现了范敬宜这匹千里马！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在沿海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但在北方，改革开放仍然举步维艰。
总编辑赵阜把范敬宜叫去说，任仲夷书记希望派一名最熟悉农村和农民的记者，去了解农村真实的情况和农民真实的想法。
你在建昌县呆了十年，熟悉情况，希望你据实写篇报道。
范敬宜回到了建昌县进行采访。县里的干部、群众和农民一看是老熟人范敬宜，就自然不说那些空话、套话和假话了，大家都给他讲了真话和心里话。
农民兄弟对范敬宜说，老范啊，你一定要替我们农民说真话啊！
咱们的情况你都知道，以前一个壮劳力，干一年活都分不到几十块钱。地里是种土豆？还是种玉米？我们还要听公社的。更不容许我们自己养鸡、养鸭。甚至屋前屋后种个韭菜白菜的，还要抓去批斗！
现在容许我们农民自己决定种什么，养什么，也容许我们拿着鸡蛋到集市上换钱了！
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了我们农民一条“活路”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了农民一条“活路”！
农民兄弟这句心里话，对范敬宜的冲击太大了，太震撼了！
与农民兄弟心连心的范敬宜，根据所见所闻，赶写了一篇《莫把开头当过头》文章。
文章登在了1979年5月13日《辽宁日报》的头版上。
好家伙，哪知道，一石激起了千层浪！
范敬宜一下火了！
而且，是在全国爆火了！
原来，5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了范敬宜的文章。
人民日报还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要求全国的新闻工作者，都要向《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学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也全文播放和广播了这篇文章。全国各省市报纸也纷纷转载。
一个省级报刊的普通记者写的文章，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并且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加以转载，这真是辽宁全省的荣耀！
当时，辽宁省正在召开“三干会”。省、市、县的三级书记们，看了文章后都议论纷纷。
大部分书记都纷纷叫好！
但也有个别书记说，范敬宜这个“右派”，看样子还是没有当够！
在这种情况下，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在“三干”大会上明确表态：
我完全赞成范敬宜的观点！并且建议把《人民日报》转载范敬宜的文章，作为大会的学习材料。
任仲夷书记对范敬宜这篇文章的表态，既表明了省委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心，又是对范敬宜的背书站台！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辽宁省“三干”会一结束，任仲夷就亲自来到了《辽宁日报》报社，他要见文章的作者范敬宜。
省委书记亲自到报社要见一名记者，这在辽宁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成了轰动报社大院的头号新闻。
此时，范敬宜正在喀左县的农村采访。报社的领导赶紧打电话，通知他火速回沈阳。
范敬宜，奉命赶回了沈阳。
范敬宜一回到报社，只见报社墙上挂了一条大红横幅：向范敬宜同志学习！
范敬宜，这位昔日被“扫地”出门的青年才俊，背着沉重的政治“十字架”，在中国最底层的农村，受尽了磨难。
二十年的岁月沧桑，黑发青年被磨砺成了霜侵两鬓的中年。昔日的“右派”，现在又成了大家要学习的同志。
范敬宜受宠若惊，感慨万千！
辽宁日报社按照省委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的要求，在报社召开了座谈会。请范敬宜介绍采访的经验和体会。
范敬宜发言十分谦卑和诚恳，但发言中讲的一句话，振聋发聩，直击人心。他说：
我们做新闻工作的人，如果知道这件事对老百姓有不好的影响，你不能够抵制的话，起码不要违背良心瞎起哄。
范敬宜说的这句话，在辽宁媒体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任仲夷书记听说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范敬宜这句话，是我们很久都没有听到过的“人话”呀！
任仲夷以省委书记的身份肯定和欣赏范敬宜，就是伯乐慧眼千里马！
1980年底，任仲夷调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书记与范敬宜神交后，他俩相互欣赏，成为了终身知己的忘年交。
还有范敬宜心心念念，要感恩的恩人吗？
有啊！当然有啊！
《辽宁日报》总编辑赵阜，就是改变范敬宜人生命运的第五个恩人。
赵阜是一个传奇的老革命。他十一岁就参加了新四军，十五岁由新四军总部特批入党，新四军军长陈毅称他为“红小鬼”。
“文乱”结束后，上级党组织把赵阜派到了《辽宁日报》担任总编辑。他到任后，大力拨乱反正，培养和使用一批有真本事的人才。
1981年，当时国门刚打开，人们都沒有出过国。国家组织中国新闻代表团出访。这是一种特殊珍贵的政治待遇，国家点名赵阜参加出访。
但他给上级有关部门写了一个报告，申请把这个名额让给范敬宜。他说范敬宜外语好，又精通中国文化，可以更好地代表中国新闻界的文化知识水平。
日后，范敬宜在文章里写道，这次出访本属于我的老领导总编辑赵阜。但他却把珍贵的出访机会，作为了一种特殊奖励给了我这个小人物。
让我人生有了第一次出国，第一次乘坐飞机，第一次代表国家进行外事交流的机会。
果然，不出总编辑赵阜的所料。在中国代表团与外方文化交流中，有现场书法、现场绘画交流的环节。范敬宜现场书法、现场绘画，技惊四座！中外双方无不佩服！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范敬宜还说着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这在八十年代初，那就是天降“牛人”！
新四军老战士赵阜，不仅大公无私，而且甘当人梯。是他创造了机会，拂去了落在范敬宜这块“金子”上的尘埃，让其在十分重要的外事活动中“爆光”！
范敬宜这一“爆光”，就“闪耀”到了中组部后备干部的人才库。
1983年，在老革命赵阜的精心培养和推荐下，范敬宜担任了《辽宁日报》副总编辑。
范敬宜，终于二十年的苦尽甘来，重启了他人生第二次事业发展的攀登历程！
1984年，范敬宜这个在辽宁生活了三十三年的“东北汉子”，被中央任命为国家外文出版局局长。
从辽宁调到了北京，从地方干部变为了中央管理的干部，这是范敬宜人生的一个巨变！
难怪，范敬宜参加国庆三十五周年“国宴”时说，当他踏着人民大会堂的台阶时，他每上一层台阶，就会想起一个有恩于他的人。
是的！是这些恩人组成了一个“接力”团，一棒接一棒的接力，将范敬宜从人生的深渊，护送进了人民大会堂。
不！是这些“恩人”将他高高举进了“国宴”的荣誉堂！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己。
范敬宜是一个有真本事的人。在国家层面这个大平台上，他的才华和学问就更凸显出来了。
中央又给了他一个更大、更匹配的平台。
1986年3月，范敬宜被中央任命为《经济日报》总编辑兼社长。他以一家中央报刊掌舵人的身份，进入到了全国人民的视野。
范敬宜真的是一位天生的报业专家！他入主《经济日报》后，《经济日报》迅速异军突起，扛起了中国经济改革和新闻改革的两面大旗。
《经济日报》一改传统媒体八股僵化的习气，变得鲜活朝气，充满了人间烟火，令读者耳目一新。
当时，改革由农村转向了城市。但是，城市究竟怎么改革？大家都没有实践过！
在这关键的时刻，《经济日报》这个传媒大平台的作用出现了！
它就像当下的直播平台，将读者拉进了互动与参与环节。《经济日报》每天都会将全国城市改革中碰到的新问题、新思路和解决方法，作为案例刊登出来。
这种新颖的体验感，对全国所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者来说，太及时，太需要了！
我当时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秘书处工作，就得益于《经济日报》这些鲜活的改革案例，它打开了我们的视野，增长了我们的见识。
我们的领导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他也特别喜欢看《经济日报》。那时的《经济日报》，就像是改革的启蒙明灯，照亮着改革前行的道路。
记得，1987年6月13日《经济日报》头版刊登了“关广梅现象”，并引发了城市商业改革的大讨论！
这个命题一出，全国都参加了大讨论。我们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也组织了我们和有关部门领导，参加了这场为期四十五天的大讨论。
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改革方案，都登在了《经济日报》上，那真是各抒己见，百花齐放，太好看了，太过瘾了！
这是难忘的《经济日报》，这是难忘的改革声音，这也是难忘的全民思想大解放的时代！
一份好的报纸，就像一家好的饭店，哪怕它处在小巷深处，人们都会口口相传。
《经济日报》因为贴近改革，贴近市场，贴近百姓，声名鹊起，“粉丝”大涨，洛阳纸贵。
这一切，都得益于范敬宜的人格魅力和才学魅力，得益于他的锐意改革与担当！
1993年，范敬宜已过了退休年龄，该吃六十二岁的饭了。
范敬宜刚平反恢复工作时，曾写了一首诗。他真挚地向苍天：再乞华年二十龄！
苍天，还真的记住了！
而且，还给了他一个改革开放前“打死他”，他也不敢想的重要使命！
这是什么重要的使命呢？
这还得溯源到十八年前。
十八年前，也就是1975年秋天。建昌县组织公社干部去大寨参观，他这个“临时工”十分“荣幸”，被派去随团帮助大家写学习总结报告。
当参观团从大寨回来，路过北京时，由于汽车没有进京证，便停在了通县。范敬宜向领队请假，想进城看一下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老同学，领队同意了他的请假。
范敬宜揣着一颗虔诚的心，像朝圣一样赶到了他心中的圣地人民日报社。
门卫客气地说，同志，今天不上班。
范敬宜问，为什么不上班呢？
门卫回答，今天是礼拜天呀！
那一刻，范敬宜突然窘迫的意识到，他在农村呆的太久了，已经成为了一个地道的老农民了。城里人“礼拜天”休息的概念，在他大脑里早已完全退化丧失了！
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失落，他真的已经成为了另一个平行世界的另类人了！
此时，天已经黑了。范敬宜孤独一人，也无处可去。街上唯一有灯光的地方，就是《人民日报》社大门口的报栏。
站在报栏前，他如饥似渴地把当天《人民日报》各个版面，所有文章中的每一个字，包括标点符号，都认真看了一遍，一直看到半夜十二点多。
范敬宜看完报纸后，再抬头望着远处人民日报办公大楼里，那些影影绰绰上夜班的人们。
他十分羡慕地在想，在这里工作的人是多么幸福啊！但是他这辈子永远不可能有这种幸福了！
此时，他唯一的梦想就是在余生之年，能堂堂正正署上自己的名字，给《人民日报》投稿！或者能在公社里有一个正式的编制，去当墙报的编辑！
一位昔日意气奋发，立志要做“无冕之王”的少年，站在报业圣地《人民日报》社的大门外，曾经的理想和现实这巨大的落差，让他倍感失落、悲凉和伤感！
此时，范敬宜那颗伤感的心：
心泪滴成了悲歌；
万箭穿过了心间！
老百姓常说：好人有好报！
这是无奈的老百姓自我安慰，烧香时的祈祷，却少有兑现。但这句朴实的话，却在范敬宜身上兑现了！
十八年后，范敬宜这位昔日摘帽“右派”，这位“农民”，这位“临时工”，还真的有了好“报”，而且还是一个大大的“报”！
原来，是中央任命了范敬宜为《人民日报》的总编辑。
《人民日报》这可是中国最大的报社，也是范敬宜曾经只能远远企望一下的大殿堂！
已经六十二岁的范敬宜，成了中国最大报业殿堂里的新主持！
范敬宜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冕之王”！
范敬宜是二十岁的时候离开了上海。四十八年后，《新民晚报》请这位浦江之子，这位《人民日报》的掌门人，给家乡报纸《新民晚报》写专栏。
范敬宜没有任何推辞，愉快地答应了。
《新民晚报》在夜光杯副刊，给范敬宜开设了“敬宜笔记”专栏。
“敬宜笔记”：
一写，就是十年；
一写，就是上百篇；
一写，浦江之子就成了“范爷叔”。上海市民喜爱“范爷叔”那老有味道的文章。
“范爷叔”的文章，没有装腔作势的八股，也没有晦涩的学究昧，让人读起来清新自然，犹如在咖啡店里与老朋友聊生活，聊天地，聊民生。
如，他写的 《飞车追薯》，讲述了2006年他回上海，在街头溜达时，寻到了小时候的美食“烘山芋”（烤红薯）。他正准备买的时候，“城管”来了。 “烘山芋”的小伙子怕被抓罚款，连“烘炉”都不顾了，骑着自行车就飞“逃”了。
范敬宜在文章最后写道：我心里一直在嘀咕，为了市容这算是理由吗？城市里该治理的大事情多着哩，何必老跟这些辛苦谋生的小小“老百姓”较劲呢？
见微知著，通过 “范爷叔”的文章，我们就可以看见范敬宜对底层老百姓的怜悯和善良，对底层老百姓生存状况的呐喊！
苍天，仍在继续眷顾着好人范敬宜，继续给他补偿曾经荒废的时光，实现范敬宜真挚的期许：
再乞华年二十龄！
范敬宜在《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岗位上又工作了六年。然后，到全国人大担任教科文卫副主任。
2001年，清华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一起登门求贤，请范敬宜出任清华大学筹备中的“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范敬宜愉快地接受了聘请。
2002年，七十一岁的范敬宜，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首任院长。这位技艺高超的园丁，又在清华园辛勤耕耘了八年。
范敬宜担任清华大学的教授和“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后。他十分鄙视空挂虚名不教课的行为，认为大学有些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是不可思议的荒唐！
他从自己做起，除了带博士生、硕士生外，他还亲自给本科生讲授四门课。
范敬宜希望学生们不要有思想禁锢，而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鼓励学生提出问题进行探讨。
他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实践，以及新颖开放互动的教学方式，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八周年时，范敬宜写道：能够在晚年，度过这样一段心情舒畅的校园生活，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2010年11月13日，七十九岁的范敬宜，身患癌症离开了可爱的家人，可爱的朋友，可爱的同事，可爱的同学。
在范敬宜的追悼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悉数送了花圈。
一千二百多位曾经的同事，朋友和学生，从全国各地赶来，向中国最后一位德艺双馨的报人告别！
他曾经工作过的《经济日报》和《人民日报》的同事，又自发地组成了两个告别团。
在长长的告别人流缓缓走过后，他们又专门留了下来，单独再向昔日的老领导、总编辑，倾诉思念和不舍。
当十几年前一起共事的老领导走了，原单位的同事们和部下再“组团”单独追思，这是以往追悼会上从未有过的。
这是大家对好人、好领导，最实际、最朴实、最高尚的依依不舍……
聚时一团火，散时泪汪汪。
中国最后一位德艺双馨的报人走了……
天堂，响起了范敬宜那句心里话：
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
“无冕之王”范敬宜的一生，是时代的缩影， 也是鲜活的历史。
历史的足迹，往往不在宏大的场面里，而在过去的日子中！
这是我们不能忘却的！
来源：朱健仍是朱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