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胡耀邦同志影响了我的一生
胡耀邦同志从红小鬼到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堪称为中共党史上的奇迹。在他60年的革命生涯中，逐渐锻炼成长为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改革家。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忠心耿耿，功勋卓著，无私无畏的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真心的崇敬和爱戴。人民赞誉他是：说真话，人民知音，办实事，一代伟人！
我第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是1958年5月初，他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访问了武汉大学，并在体育馆向全校青年作了《青年人要树立远大理想》的报告。我是当年应届毕业生，有幸聆听了他的报告。他生动的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说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和各取所需，可以敞开肚皮吃饭，社会主义是工业化加电气化。他勉励青年要解放思想，带头穿花衣服、跳交谊舞，形成生动活泼的学习局面，共青团员要在各个方面起模范作用。他当时刚过不惑之年，站着讲话，声音洪亮，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我作为党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又一次聆听了耀邦同志所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报告，感到非常亲切。他在讲到激动时卷起了袖子，服务员给他斟茶时，因为太烫，他对服务员说：“你搞一点凉的来嘛！”。我们在台下听得一清二楚，显示了他一贯率真的个性。人民群众爱戴他，就是因为他从不拉架子，从不装腔作势，他是真正的人民好公仆。
可是，当他正在雄心勃勃的贯彻十二大通过的改革蓝图的时候，在任期未到的情况下，于1987年1月17日被迫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这是我国改革事业的重大损失。1988年2月10日，我也被免去了校长职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了那股反改革思潮的影响。1988年5月25日，我去北京参加于光远先生主持召开的《科学文化论坛》，会后我拜会了时任统战部秘书长兼五局局长的胡德平同志，他中午设宴款待了我。席间，我提出希望去探望备受尊敬的耀邦同志，德平为难地说：“父亲身体不适，心情尚不平静，等以后再说吧！”我却万万没有料到，时隔11个多月，耀邦同志溘然长逝，我的愿望竟成了终身的遗憾！
我一生恪守两条价值原则：一是生不愿封万户侯；二是生不屈身拜“君王”。耀邦官至党的总书记，堪为我国一个时期的“君王”，但是我却真心想地去拜见他，为什么？因为我崇敬他，是他影响了我的一生！
他是我改革的精神支柱
耀邦是1989年4月15日清晨7时53分逝世的，直到下午6时新闻联播才播报耀邦逝世的简讯，6点38分又播出了讣告，这至少反映了当时极不正常的情况。听到这个不幸的噩耗后，我立即停止了看其他的新闻节目，转身回到书房，静坐在书桌旁边，眼泪刷刷的夺眶而出，失声的哭了起来。然后，我久久地坐在书房，我思忖着怎样表达我对他不幸逝世的吊念。我决定写一封吊念信，请胡德平转交耀邦同志治丧委员会，唁函如下：
德平同志转胡耀邦同志治丧委员会：
今天，惊悉全国人民敬爱的胡耀邦同志不幸逝世，我感到万分的震惊和悲痛！这不幸的事实是多么的突然，人们怎么能够接受！本想他健康长寿，希望他复出，重新领导党和全国人民励志改革，实现“四化”大业。但这已不可能，人们不能不灰心失望。大树已倒，中国何望？
全国和全世界都知道，耀邦同志是怎样去职的。这一历史真相总有大白于天下之日，党史上这一最大的冤案也一定要纠正！
在全国人民心目中，耀邦同志是最受尊敬的，他的崇高品德是全党学习的榜样。他的光辉业绩，与日月长存，永垂千古！
去年5月在京，我曾向你提出去看望耀邦同志，但你说他身体不适，等以后再说。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永久的不可能！在悼念他时，我深感终身的遗憾！在悲痛的时刻，用语言是无以表达我是哀思和深切的悼念。在此，谨向你及全家表示亲切的慰问，向人民敬爱的耀邦同志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悼念！
耀邦同志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耀邦同志永垂不朽！
武汉大学前校长、教授刘道玉敬挽
1989年4月15日深夜
我的悲痛是源于对耀邦同志改革的雄才大略的敬仰，他的逝世毕竟是我国改革的巨大损失。他逝世以后，左倾思想抬头，改革出现了大倒退，充分显示他在领导改革大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我认为在中国现代史上，耀邦同志是无与伦比的杰出的改革家，他代表中央在第十二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就是一副全面改革的蓝图，他才是中国真正的改革总设计师。十二大以后，如何落实全面改革的精神，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如何走，如何开创新局面？这是当时耀邦昼度夜思的重大问题。
1983年1月20日，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四化建设与全面改革》的报告，他共讲了28条内容，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全面改革”的思想 。他首次提出了改革的总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全面系统的改，坚决而秩序地改。”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他指出：“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那种认为问题只存在于别人、别处，正确都在于自己、本行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他的讲话表明，改革没有禁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例外。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提出这样宏大的改革纲领，显示了他的改革智慧和魄力。
我作为党的十二大代表，回校以后，我向全校党员传达了大会的精神，并决心借大会的东风，把武大的教育改革全面地推向前进。不久，我从报纸上看到耀邦的讲话，他说“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这话对我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也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同时，也使我更加崇敬耀邦同志，他是真心搞改革的，公然要做一切改革者的保护伞。在他的号召下，全国各条战线上，涌现出了许多改革的代表人物，例如袁庚、李经纬、翁永曦、步鑫生、温元凯、马胜利、王泽普等。在高等教育战线，有所谓的“四君子”之称，他们是邓旭初、朱九思、刘道玉和温元凯。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黄金时代，思想冲破牢笼，人们敢于探索，敢于拼搏，敢于创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耀邦的正确领导有关，是他以远见卓识和非凡的胆识开创的局面。那时，真是人心思改，改革成了人们政治生活的主旋律。这是人们之所以崇敬他、拥护他、怀念他的根本原因。
就高等教育战线来说，由于认真的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人们表现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决心要把被文革破坏造成的损失弥补回来。各个大学争相推出各项改革措施，真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局面。例如，中国科技大学率先创办少年班，努力做到早出人才，出好人才；上海交通大学进行人事制度的改革，打破分配领域中的平均主义；华中工学院提出理工结合，让科学研究走在教学的前面；刚刚新创办的深圳大学，借助特区的优势，大胆地提出了党政领导体制改革措施等。这些大学的改革，在当时影响很大，对于推动我国高教战线上的改革，都起了很大的带动作用。
面对这种形势，武汉大学的改革应当从哪里入手，我们能否走出一条不同其他学校的新路子呢？应当说，上述那些大学的改革措施都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提纲挈领性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大学传统教学的要害呢？我通过调查发现，旧的教学制度是关键，只有从制度入手，方能营造民主、自由的校园文化，进而调动广大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达到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的目的。这个问题，当时各大学都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无疑我们是率先开启了这项改革。我们为什么敢于带这个头呢？这是耀邦同志关于全面改革的思想对你我的启发，是他的大无畏改革精神给我的鼓励。
从教学制度改革入手，的确是纲举目张，搞活了学校改革的一盘棋。我们打破了学年制的限制，实行学分制，不仅允许学习好的学生多选课，而且让提前修满学分的学生提前毕业；我们冲破了所谓计划专业学习制度，实行自由转学制度，尊重学生的志趣，转到他们喜爱的专业学习；我们试行插班生制度，通过特殊考核，把那些自学成才的优秀青年招收到学校相关系科学习，开辟了统一高考之外另一条升大学的路子；我们取消了僵化的政治辅导员制度，以导师制代替，把教书育人制度化，开创了生动活泼的思想工作局面，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等等。由于这些改革都比较超前，所以新闻媒体赞扬武汉大学是高校的“解放区”，是高教战线上的“深圳”。
事隔30多年以后，不少记者还询问我：“你当年那些改革措施，有不少都是很敏感的问题，你为什么敢于打破那些禁区呢？”我明确地回答说：“是耀邦同志的一句话鼓舞了我，他说‘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因此，如果没有耀邦的这句话，就没有武汉大学的改革成果。因此，我真诚地感谢他，无限地缅怀他！
他成全了我的教育之梦
我少年时的梦是想成为一个诺贝尔式的发明家，可是正当而立之年时，阴差阳错的把我推到了武汉大学的管理岗位上。但我没有抱怨，而是由发明家的梦异化为研究创造教育之梦，虽然自己失去了成为发明家的舞台——化学实验室，但是研究创造教育，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发明家和创造性的人才。
我切身体会到，教育是一项值得挚爱和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正是这种情怀，使我投身到武汉大学的教育改革的大潮之中。可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通知，差一点使我的教育梦想破碎。1983年3月，湖北省武汉市领导换届，中央派出工作组到武汉，住在东湖宾馆百花村一号。这个工作组的负责人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陈伯村和外交部副部长张灿明，他们是受中央的委派，其任务之一是考察和配备武汉市的市长。
3月20日上午，我被通知到百花村一号去谈话，并没有告诉是谈什么问题。当时，湖北省委正在进行整风，我还以为是征求我对省委领导人的意见。见面后，秘书向我介绍陈主任和张部长，我也相继作了自我介绍。坐定后，陈主任首先讲话，他说：“听说武汉大学校园很美丽，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参观，有机会我们还是想去看看。”我接着说：“珞珈山与东湖宾馆隔湖相望。你们早晚在湖边散步时，可以遥望到武大的图书馆和理学院中西合璧式的建筑，自然景色的确得天独厚。两位领导什么时候有空，我亲自来接你们去参观和指导工作。”
张部长接过话茬切入正题说道：“根据中央的批示，我们这次到湖北省，是帮助省委搞好武汉市市长的换届工作。今天请你来，是给你吹吹风，同时也想听听你的意见。武汉市现任市长黎智同志已过了60岁，准备退到二线。中央书记处已研究决定，拟任命你为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中央认为，你在基层担任过较长时间的领导工作，又经受了国际风云的考验，富有改革精神，符合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方向。我们是来向你传达中央的决定，同时也把你的意见带回去，然后由中央正式行文任命。”
听到张部长的话后，我心急如焚，竟不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决定。马上拒绝吧，这可是中央的决定，党章明确规定：“党员必须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如果表示同意的话，而我又是一贯不愿做官。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沉吟片刻后，我恢复了镇静，逐渐理出了一条思路。于是，我表态说：“首先，我感谢二位领导专程来向我传达中央的决定，感谢中央对我的信任与关怀。作为党员，我本应无条件的服从中央的决定，但既然是吹风，在中央没有正式任命以前，我还是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我怎么想就怎么讲，这是对工作负责任的态度。我认为用人的原则应当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我是一介书生，让我担任武汉市的市长，恰恰不符合这个原则。我是一个“三门干部”，自己仅仅熟悉化学研究和教育管理，而我最大的弱点是不懂经济和市政管理。我甚至戏谑的说：“武汉乃鱼米之乡，现在是有米而没有鱼吃，引起老百姓怨声载道。如果让我当市长，可能连米也没有吃的了，那就会民怨沸腾哟。因此，我实在难当此任，恳求中央慎重考虑，请另选高明。”
张部长听后说：“你刚才的一番话，体现了你的口才和睿智，不仅不能证明你不能任市长，而恰恰表明你具有担任市长的智谋和能力，还是希望你能够承诺下来，我们也好回去向中央交差。”
“我的确担当不了，恳请你们向中央反映我的请求，千万不要下发任命的文件，否则无论是组织或我个人都很被动。”
陈主任比较严肃地说：“我们只有传达和执行中央决定的义务，没有打折扣的权力。当然，你有什么想法，个人有权向中央直至中央总书记反映，这是党员的权利。不过，我还是希望你慎重的再考虑、考虑，以服从中央的决定为好，不要使我们为难。”
我暂时没有再说什么，回到家里以后，我把二位领导谈话内容告诉了妻子刘高伟。在誓不为官的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她甚至说即使犯错误也不当市长，就连校长这样的“学术官”，她也是不赞成的。
怎么办？事不宜迟，我们商量尽快找一些老领导疏通关节。首先去向黎智市长汇报，希望得到他的理解和帮助。可是，他是希望我接替他担任市长，自然他是极力说服我承担下来。接着，我又去向副市长邓恳同志去汇报，他倒是非常开明，说道：“你不是不可以当市长，甚至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市长。问题在于，市长的可以选择性大得多，而大学校长条件就要求高得多。因此，我支持你不当市长，你留在学校当校长比作一个市长贡献大得多。”
我表示准备去北京向中央领导汇报，请求中央不要下发任命文件，否则我将非常被动。在我的请求下，他给当时主管组织部的政治局委员宋任穷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我到北京直接向他汇报。时间非常紧迫，我必须赶在中央下发任命文件之前赶到北京，我马上预定了3月25日赴京的火车票。
正当我准备动身去京之时，情况又突然发生了变化。3月24日上午，我又接到陈主任的电话，他要我再到百花村去谈话。我们见面以后，他笑容可掬地问道：；“这两天你没有睡好觉吧？听说你将准备去北京上访，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嘛。思想包袱要放下来，北京就不必去了。关于对你的任职，我们已向中央反映了你的要求，耀邦同志很重视。他亲自批示说：“道玉同志既然不愿意干，我看就不要勉强他了，人各有志嘛！他热爱教育，矢志教育改革，就让他留在大学干吧，反正大学也需要像他这样富有改革精神的青年干部。”
听后，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下了地，心情格外轻松。这再一次说明了耀邦同志的开明思想，他善于倾听基层干部的意见，具有亲民作风，他没有像某些教条主义官员那样打官腔，用“铁的纪律”来约束我必须服从党的决定。因此，是耀邦同志成全了我的教育之梦，使我一直踽踽笃行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
做一个像他那样敢于担当的人
全国人民崇敬耀邦，另一个重要原因，他是一位敢作敢为的国家领导人，是敢于担当的伟人。担当是指面对重要的、艰巨的或是危险任务时所表现出的力缆狂澜的智慧和非凡的胆识。我常常以耀邦的担当精神要求自己，当然他的担当是国家的兴亡，而我的目标是要做到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所说的：“每一个有点知识的人都应当挺起胸来，担当这个责任。”
自1975年复出到1987年1月他被迫辞职，前后不到12年的时间，而且正处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期间，他的工作处于频繁的调动中，从科学院，中央党校、中组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直到党十二大被选为总书记。他爱学习，肯钻研，勤调查，虽然在每一个岗位上的时间都不长，但却都留下了被人交口称赞的丰功伟绩。
早在“四人帮”落网后的第六天，耀邦通过叶选宁向中央献策，“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三条”：“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这三条被叶帅称为《隆中三策》，实际上这就是耀邦在拨乱反正时期的治国方略，后来都被他逐一地付诸于实践。他在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时，虽然时间非常短暂，他创办了《理论动态》，深受理论工作者们的欢迎，被誉称为新时期的《新青年》杂志。耀邦的远见卓识是惊人的，他通过这个刊物发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1878年5月10日，他将《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组织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在《理论动态》上，5月11日《光明日报》又以评论员的名义全文刊出，5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亦将此文通电全国。于是，全国报纸、电台铺天盖地，到处都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宣传。这次大讨论的根本意义在于，为推翻“两个凡是”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为大力推进改革扫清了思想障碍。
耀邦在主政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他以大无畏的勇气和惊人的毅力，亲自抓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这项工作敏感性之强，困难之大，都是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有人形容说，他是在“太岁头上动土”，有面临杀身之祸的危险。正因为如此，他才发出了铮铮的誓言：“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由于长达30年的左倾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开展这项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据史学者的统计，积累的案件多达300万件，受到株连的人数以千万计。经过日以继夜的清理，通过艰苦细致的甄别，中央给各级200万多个走资派平反，给552877个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给440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摘了帽子，给70多万个工商业者恢复了劳动者的身份。这次不仅解决了文革10年中的冤假错案，而且还把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甚至建国以前的重大错案，也都一一平反昭雪，做到了他所说的“冤案一里，人心大喜”。
耀邦为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其他业绩不论，就凭他领导推翻“两个凡是”和平反冤假错案，他就足以彪炳史册！1979年耀邦在阅览马寅初案件时，含着眼泪说：“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能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人们爱戴他，赞颂他，怀念他，正是因为他是共产党的良心！
我崇敬耀邦，时时刻刻以他为楷模，力求做一个有担当的人。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是以学术为志业的知识分子。自由是人生第一的自然权利，作为知识分子的担当，必须捍卫自由的权利，应当秉承说真话，不渝的追求真理。我撰写了“说真话难，听真话更难”一文，刊登在2009年第12期《同舟共进》上，博得了众多的读者喝彩。其中，有一位四川的“耄耋不休翁”评论道：“这位老校长是真正的教育家，不是学界的官僚。难能可贵，难能可贵啊！如果这样的校长占一半以上，又没有党委书记的掣肘，中国的面貌将会改观。”
2009年2月26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我的“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从10个面批评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乱象，并提出了改革和治理的建言。文章刊出后，近百家报刊和网站转载，评论多达数千条。其中，有的评论说：“为刘道玉先生檄文叫好！”；“教育改革的春雷响了”；“向人民教育家刘道玉致敬！”；“改革高教乱象的一剂良方”，等等。可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却充耳不闻，这就是体制内的权力永远不理会体制外的喧嚣声音！
2014年元月初，应《书屋》杂志的特别邀请，我与刘绪贻先生曾经作了系列的对话，他是著名美国史权威，已有101岁的高龄。其中，有一篇是谈“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有怎样的担当？”我们一致不同意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毛皮之说”，他是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划分知识分子的属性。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无论在什么时代，知识分子总是醒者、启蒙者，应当为人民担当，为天下担当。怎样才算是有担当呢？那就是必须做到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华德·萨义德所说:“在真理的感召下，叱责腐败，保护弱者，反抗不完美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知识分子的本色。”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只认得真理，不晓得厉害；他们只行使评论或批评的权利，而绝不当“歌德”派（歌功颂德）。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是记载我的经历的自传，于2005年9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仅仅在两个月内，就加印了2次，非常受青年人的欢迎。我国有一种反常现象，往往群众欢迎而当政者不欢迎。该书出版两个月后，莫名其妙的被湖北省委宣传部下令封杀了。2011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主动要求出该书的修订版，我将书名改为《拓荒与呐喊》。它的蕴意是，当我还有改革舞台时，就是一头拓荒牛，埋头躬耕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当我失去改革的舞台时，我就变成了一只杜鹃鸟，昼夜不停地啼叫，希望唤回教育改革的春天。也许，这是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知识分子，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仅能作的些微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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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为纪念胡耀邦同志逝世25周年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