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平：胡耀邦主持首倡商品经济、发展多种经营的13号文件——胡耀邦与经济改革（之三）

1981年3月30日，胡耀邦指导国家农委起草、并精心修改的《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全党。此即中央1981年13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的通知》。

此前，为推动多种经营的发展，主持中央书记处第88次会议，在会上介绍了湘赣两地多种经营的情况，着重讲到发展农业一定要注意多种经营这个问题。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按照他在湘赣两省沿途谈话《积极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的思路，国家农委起草形成的《关于多种经营问题的汇报提纲》。会议决定：向全国发布一个发展多种经营的文件。指导国家农委起草《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对报告甚为满意。精心修改该报告后，提交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获得通过；同时得到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同意，决定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正式发布该报告。[ 参见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胡耀邦传1976-1989》第3卷（北京：征求意见稿，2008）。]

1981年2月1日，《红旗》杂志出版的第3期署名本刊特约评论员的文章《积极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全文近万字，据红旗杂志编审苗作斌著文披露，该文实际上是胡耀邦在视察湖南省、江西省沿途调研、推动多种经营的谈话。谈话关于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思路、具体措施和理顺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制定必要的政策等内容和思考，对指导国家农委起草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起到重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这个谈话对推动中央、国务院重视和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通知》指出：中央和国务院同意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并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各有关单位，望各地结合实际情况，研究执行。

一、《通知》说，我国农业就总体来说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每人平均耕地较少，但山多，水面、草原大，自然资源丰富；一个是技术装备落后，但劳动力资源丰富。发展农村经济必须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只有坚持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尊重客观规律，依靠亿万农民，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和开发各种资源，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才能保证我国农业建设的正常进行。

《通知》强调：搞好多种经营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关键环节。务必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我国的农业不但不能实现现代化，就是摆脱困境也是不可能的。

这是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正面提出发展商品经济这个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

二、《通知》说：建国以来，我们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基本上保证了10亿人口的粮食供应。这个成绩必须肯定，同时也要看到：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对农业生产的指导，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和严重的主观主义倾向。长期以来，我们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耕地上，而耕地又几乎只是集中于种粮食作物。不少地区，为发展粮食作物而不讲具体条件，不计生产成本，不问经济效益，不顾负担能力，追求无法实现的高指标。结果，短时期内粮食虽然增产了，但挤掉了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致使农业内部比例失调，自然资源受到破坏，农民负担沉重。

三、《通知》说：农业同林业、牧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粮食生产同经济作物生产，彼此既有相互制约的一面，又有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一面。只要保持合理的生产结构，建立良好的大农业生态体系，就能取得综合发展的效果。为逐步确立这样一种结构，必须做好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分区的和全国的国土利用总体规划，作为指导农业布局的科学依据。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工业的发展，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缓和，粮食生产必须继续抓紧。为发展粮食生产而推广应用技术，兴办农田水利，改造低产田，提高单产与总产量等确有成效的措施，均不可放松。但违背因地制宜原则，单纯抓粮食，不仅多种经营受到破坏，粮食生产最终也上不去。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发展多种经营，会在资金、肥料等方面对粮食生产起到保障和促进作用，可收兼顾并利之效。此外，开展多种经营，还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专业化，为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有利于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有利于保持适于农业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也有利于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巩固集体经济。

《通知》强调：我国居民的食物构成，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除纯牧区外，还只能以粮食为主。但是，充分利用目前的各种有利条件，多饲养一些草食禽畜和鱼类，多生产一些食油、蔬菜、食糖、干果等产品，以代替部分粮食，逐渐使食物结构有所改进，是必要和可能的。生产这些东西，有的要用点粮食和耕地，有的不用粮食、不占耕地，却有广开生产门路、增加收入之利，确实是大有发展余地的。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若干年要继续保持一定数量的粮食进口。各地应有计划地逐步把农业经济内部比例失调的状况调整过来。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四、《通知》指出：三中全会以来，一些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对发展农业，调整布局，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如：要放眼于对全部国土的利用；要有大农业与大粮食的观点；粮食要着重抓总产而不能只看种植面积；在南方已经证明不适合种双季稻的地区适当缩小双季稻；要提倡科学种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等。对于这些建议，各地应该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反复试验，逐步推行。要发挥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

五、《通知》要求：开展多种经营，要发挥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生产队要根据当地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的状况和生产习惯，推行在统一经营的前提下，按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组织各种形式的专业队、专业组、专业户、专业工。同时要通过订立合同和其他形式，积极鼓励和支持社员个人或合伙经营服务业、手工业、养殖业、运销业等。凡是适宜社员个人经营的项目，尽量由农户自己去搞，生产队加以组织和扶助。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可以适当扩大自留地、饲料地。两者面积的最高限度可达生产队耕地总面积的15%，各地的具体比例，由各地党委和政府根据情况和社员群众的意见，分别确定，不要“一刀切”。除农忙季节外，应允许一些半劳力和辅助劳力不出集体工，专心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庭副业（即允许存在群众所说的“自留人”）。责成国家农委会同有关部门制订专门经济法规，以保证国家对社会主义辅助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扶持有章可循。农民在发展多种经营及其他各项生产中，由于技术水平高低和付出劳动多少不同而出现收入上的差别，因差别而出现竞争，是合理的。不应当把这种现象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更不应当由此导致打击、限制多种经营的错误做法。

六、《通知》强调：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应当作为我国繁荣农村经济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必须坚定而又审慎地、积极而又稳步地前进。关键问题是把生产队的自主权、农民的主动性和国家经济计划的要求协调起来。中央、国务院建议逐步推广经济合同制，条件具备的地方可以先行试点。生产队保证完成合同规定的交售任务，对作物种植面积有权自行灵活安排，剩余的产品，有权自行处理。

七、《通知》要求：开展多种经营，要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切实解决产供销和技术指导等方面的问题。农业、工业、商业供销、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科学技术各部门，都要把这项工作作为重要任务。要使各行各业的同志、各级干部了解：如果我们不首先关心和切实解决8亿农民的温饱和富裕问题，只是考虑向他们多购取城市需要的各种农副产品，而忘记千方百计帮助农民多生产这些产品，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那就根本谈不上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通知》指出：改善农村集体经济的管理方法，调整农业内部的生产结构，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都是我国经济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都是摆在全党面前的新课题。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各级党委、政府除紧紧抓好当前的各项工作外，还应组织干部和技术人员，对农村经济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和试点，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取得新知识，提出新建议，积累新经验，逐步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农业的路子。